莆田口岸首次从进口原木截获麻头砂白蚁\古典家具的制器思想及其形态演变
据介绍，经国家林木检验检疫重点实验室鉴定，此次从安哥拉进境筒状非洲楝原木中截获有害生物，为检疫性有害生物双钩异翅长蠹和麻头砂白蚁、非检疫性生物拟步甲科、木白蚁科、锥象属和刺角楝天牛等。其中，检疫性有害生物麻头砂白蚁为莆田口岸首次截获。
商代青铜兽面纹俎宋《十八学士图》中出现了桌、椅、凳等各种高型家具唐《高逸图》中席地而坐的文人
文/陈桂湖
古典家具的制器思想
古典家具和传统建筑一样，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正如传统建筑之“院落组合”、“园林意趣”、“天人合一”、以及“三分匠人，七分主人”的建筑思想不易为西方人所明白一样，中国家具的建造原则和制器思想，对于西方人来说，也同样有着思维方向之根本的不同。所以，我们要学习和研究中国古典家具，最基本的要求，必然是对中国传统的哲学有所认知与把握。
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不是一种浪漫，更不是所谓怪力乱神的玄学，它恰是非常实际的指导人们去生存和生活乃至达到生命层次上的完善的学问。天，意指宇宙一切的万物和万象，古人又用“天地”二字做了总括，所谓天文和地理是也；人即是人类个体的生命形态；而合一，则是指内在精神的相通。老子就把“天地人”喻为三大，所谓“天大地大，人亦大”。而一个人要达到与天地内在精神上的相通，则需要先有“格物致知”的学习和训练，此即是《大学》上的名句“物格(去除物欲之障蔽)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的意涵。而一个人经由这些“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修心功夫后，各种各样自私的心态就不再对内心自然的判断形成任何障蔽，则就会一如《中庸》之所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此大体就是中国传统学问(中国本无“哲学”一词)的一个大概的面貌和次第。
后来明朝的王阳明先生，又继承并补弊了朱熹的总结，把这一系列的学问都归结为其“致良知”之说。“致良知”的大意即是，人心之中，自有无上之“良知(可与天地参)”，不假外求，人的所谓学习和修养，只在于去除私心错谬之障蔽，待这些私心错谬之障蔽层层脱落，则本有之“良知”就会自然呈现，而后有和光同尘，任运自在。而这正是孟子所言“人皆可为尧舜”的意思。当然从我们今天的视角看来，这些学问或许都显得异常深刻、玄虚，令人不知所云，但在古代，这些都是人人讲求的做人标准。人们在这一学习和修养的过程中，都会有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生命质量的提升。中国古代的所谓礼义廉耻、道德文章，其实都是建立在对人性的相信和赞美的基础上而说的，也都是在此基础上而有种种的制定和变化。
总体而言，相对于西方，则中国传统的学问，无论是儒、释、道，都是旨在期待人们个体向内的自觉，是一种向内的开发，而不是向外的开拓和追求。中国人绝不提倡任何形式的凌驾于他人和物质世界之上，不提倡为了满足个体私欲的竞争、索取和征伐。我们从来就没有“人竞天择”、“丛林法则”和“适者生存”之说。在我们的眼里，无论人我，无论物我，生存，即是其最合理而伟大的“适者”。
所以，学习和研究古典家具以及传统建筑，首先要理解中国古人对于他人和物质世界的那种无比真诚的尊重。而至于古典家具，则田家青先生在其新书中的一番话，可谓非常形象贴切地为我们指点迷津。
田家青先生在其新书《与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中这样讲述中国古典家具的制器思想：“研究传统的木工工艺，更是在研究中国古老的制器思想。中国人奉行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精神。以木器来说，木头的木性就是有收缩变形。因为十分难对付，对此，中国人和西方人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思路。西方人采取的是强硬的“征服”，钉子钉，螺丝钉拧。结果“倔强”的木头依然变形。鉴于木头是顺纹变形，他们又把木头切片，做成三合板、五合板，让木头自己跟自己较劲，但多少年后，这些胶合板必然在木头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的抗争下开胶完蛋。最后西方人没了辙，干脆把木头彻底粉碎打成渣，掺上胶和树脂等等，再做成压花板或是密度板。这回倒是征服了，但是木头也死了。而中国人对待木头时，不是持这样的态度。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视木头和木器与人一样，是有生命的，按照对待人、对待亲友一样的态度去对待之，因此才造就了辉煌的中国木器体系。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些人文思想和环保意识，例如古人烧柴烘干木料，起出燃尽的柴灰，还可以施肥入地等等，这些思想实际对我们当今人类的生存仍然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可以说，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即是中国古典家具的永恒之美。从木料的选择利用，到制作的榫卯工艺再到与建筑和自然的契合以及匹配主人的内心表达，都无不体现着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而古典家具身上所承载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永恒之美，贯穿于中国任何一个朝代的任何一个时期，直至今日，依然呈现出其自不待言的生命力，殷殷召唤着人心的思归。
古典家具的形态演变
古典家具内在的永恒之美自古及今一脉相承，而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其不变而万变的时代表达。关于这一点，时下在网络上、各类书本上，已然有数量繁多的材料和文章，足以供读者们方便阅览。此处，则只做一番简要的梳理。
夏商周：尚古之器
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一是礼制的形成，二是青铜制器的发达。礼制的主要内容是“祭祀之礼”，祭祀，意在尚古。《诗经》中说：“古训是式，威仪是力。”《毛传》解释云：“古，故；训，道。”所谓“古训”就是自古传承下来的道。中国人是“道”的臣民，我们最注重的便是对上古之道的传承和结合时代特征的弘扬，这一点可谓自古皆然。
夏商周时期祭祀用的青铜器，其中已有古典家具的身影。例如“俎”(音祖)，是专门用来屠宰牲畜并放置牲畜祭品的案子，《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故成语有“俎豆礼容”一词。还有“禁”，是雕饰饕餮纹的放酒器的台子。此外还有“席”、“桯”和“扆(音怡)”。大致而言，席是床榻之始，俎是桌案之始，桯是几凳之始，禁是箱柜之始，扆则是屏风之始。
春秋战国：传奇的鲁班
春秋战国时期发现了铁，工具由青铜改为铁制，并出现了一系列的木工器具，如铁制的锯、斧、钻、凿、铲、刨、曲尺等，为家具制造、榫卯结构和花纹雕刻带来便利。而据传说，这些都是由当时传奇的木匠“祖师爷”鲁班所发明。
此时的中国人仍是席地而坐，因此这一时期也是各式低矮的家具，包括席、床、榻、俎、禁、几、案、箱、笥等。
秦汉时期：漆饰和胡床
秦汉时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建筑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也是低矮型家具大发展的时期。漆饰技术在战国时逐渐兴起，秦汉时的漆饰家具更进入全盛时期，数量大且种类多，工艺精美。
这时中国人的起居仍是席地跽坐(跪坐)或盘膝坐，常用家具也是低矮形的几、案、箱、柜、床、榻、屏风、笥、奁以及胡床等。《太平御览》记载：“灵帝好胡床”，所谓胡床是指西北游牧民族的一种可折叠的轻便坐具(杌凳)，坐时垂足。由于民族的融合，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传到中原。胡床，即是高型家具在中国的首次出现。
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与垂足而坐
魏晋南北朝在政治上的一大特征是民族大融合，在文化上则是魏晋风度的名士风流以及佛教文化的日益盛兴(南朝四百八十寺)。这些都促进了家具的发展和演变。这时一方面已经出现墩、椅、凳等伴随佛教文化传播和民族融合而来的高型家具，另一方面，也新出现了扶手椅、束腰圆凳、方凳、圆案(檈)、长杌、橱等家具。另外，从西晋时起，跪坐的礼节观念便逐渐淡薄，至南北朝，渐渐流行在高型坐具上的垂足而坐，而这大概与当时盛行一时之风华奇特的魏晋风度有关。
唐宋时期：盛极一时的明清前奏
经历了自汉以来的持久过渡，至唐宋时期，中国人的居坐方式开始正式由席地而坐演变为垂足而坐。这是我国家具发展史中的一次大变革，在社会生活中引起了很大变化，比如观念、生活习俗乃至礼仪之诸般，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家具之所以逐渐呈高型和繁华之方向发展，外来物质文化的进入可能只是其表象，更重要的还是人们心态的一种幽微的嬗变，此不赘述。总之，盛唐以后，因垂足而坐方式的普及，家具逐渐由矮型向高型化转变，不仅椅、凳已然普及，还出现高型的桌案等。
唐《宫乐图》中出现的高型坐具至两宋时期，则完全脱离了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高型家具制作繁荣，品类极盛，一些专用家具，如棋桌、琴桌也相继出现。中国家具发展至宋，高型家具已完备定型，其形式、种类都丰富多样，工艺也日益精湛，为后来明清时期家具的大放异彩，筑起古典家具的黄金时代做了完美的铺垫。
总而言之，中国古典家具与传统建筑一样，都伴随着我国各个时期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演变而呈现出其相应的风格和特色，但其内在的精神却是始终如一、亘古不变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像古典家具这般有着庄严典雅和疏朗俊逸之美的产品，是来源于中国人对自然世界和个体人生的深刻认知。此种深刻的认知，也便是我们所熟知其然而未必真尽知其所以然的华夏文明。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据了解,今年1月至2月,莆田口岸共进口集装箱木材0.75万立方米、273.6万美元,同比大幅增长30.3%、164.8%。近年来,随着莆田口岸开放不断深入,该局主动帮扶辖区木材bob半岛平台官方 扩大进口、做强出口,有力地促进莆田市亿吨港口建设。
印度胶合板制造商报告称，他们胶合板最近的价格上涨已被市场消化，尽管这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安慰，但他们现在面临着另一个问题。
三聚氰胺、苯酚和福尔马林等成品价格不断上涨，推高了生产成本，最近胶合板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正被抵消。
使印度制造商雪上加霜的是，有迹象表明，由于加蓬政府正在考虑限制单板制造许可证的发放，从加蓬出口的单板数量可能受到影响。印度分析人士说，加蓬的单板厂似乎不得不投资生产胶合板。
（记者ｍａｎｄｙ）
今年第一季度，莆田市林业局以建设美丽莆田、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我契机，加快林业产业发展。1-3月份，实现林产加工实现产值105亿元，同比增12%；莆田口岸进口木材19.38万立方米，同比增64.5%，形成快速增长势头。
一是继续进行供给侧改革，优化产品结构。秀屿木材加工区围绕“三去一降一补”继续进行供给侧改革，优化产品结构，大力开拓家具产品、办产品市场，筹建我国首条自动化无醛木板生产线和无醛木业研究院、中国无醛木业产品交易中心、检测中心、信息中心等，打造我市木材产业新标杆。
二是建立新型筹资平台，支撑产业持续发展。以国家级林业产业龙头bob半岛平台官方 标准木业牵头筹建莆田木材产业发展基金，首期吸引私募基金10亿元，为木材产业转型升级和bob半岛平台官方 融资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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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帽椅起源于魏晋，在敦煌285窟西魏时期的壁画上就已出现这种椅子的造型。到了五代时期，南唐画家王其翰《勘书图》中所描绘的人物坐椅已和明式官帽椅造型基本一致。
按形制和适用地域，官帽椅可分为主要用于北方的四出头官帽椅，以及主要用于南方的南官帽椅。明代以后，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崇尚理学，有一大批文人热衷于玩赏、收藏，并参与了家具的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他们追求“简约、神逸”和“天然、幽雅”，对各类器具的制作工艺要求一丝不苟，但反对一味地雕琢和漆绘。官帽椅优雅简洁的造型十分符合这种思想，成了他们精神寄托的首选。明代中后期，由于南洋高级木料源源不断地输入，使这种框架式造型的椅子有了雄厚的原料保证，最终使官帽椅成为明式家具的典型代表。
四出头官帽椅：“北官”之大气
四出头官帽椅指椅背搭脑的两端和两个扶手都有出头的造型，这种椅子的式样和古代官员所戴的帽子相似，因此得名。四出头官帽椅又被称为“北官”，此种形式的椅具形成于宋元时期，较早的“北官”是大同华严寺所藏的金代阎德源墓出土的四出头扶手椅，其造型说明四出头官帽椅的雏形已经形成。四出头官帽椅的基本形制是椅的搭脑和扶手均出头。早期其搭脑、扶手、联帮棍均是直材，联帮棍上细下粗，鹅颈稍弯,后经过发展，产生了使用弯材的官帽椅。
以一款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明代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为例，此椅装饰极简，仅在靠板浮雕花纹一朵，由朵云双螭围合而成。此椅构件细、弯度大，原本可做得相当粗硕，但在大型不变的基础上，当时却不惜耗费工料，把它削成纤细、柔婉的特殊效果。此款结构特点还在于，它的前后腿是一木连做，后腿直接延伸连在搭脑上，前腿支撑鹅脖。这款四出头官帽椅属于典型的明式家具，造型简练，却法度严谨、比例适中。看似平淡，却尽含机巧。工匠充分地运用造型语言，线条曲直相间，方中带圆。如搭脑的处理，委婉柔和，不露线角，却体面分明;四出头的处理，干净利索，尽显其刚柔相济。同时，这把椅子充分运用了黄花梨材质的优点，木质硬润，颜色不静不喧，纹理或隐或现，生动而多变。这种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构思充分体现了中国美学中动静相益、刚柔并济，无胜于有的审美概念。
南官帽椅：“南官”之秀丽南官帽椅以扶手和搭脑不出头而向下弯扣其直交的枨子为特征。它看似朴素，其实极为考究，造型生动灵巧，清新别致。南官帽椅通常分为高背式和矮背式两类，后者的高度一般不会超过100厘米，其中高背式者较为舒适。
南方匠师称南官帽椅为“文椅”
它可以看作是四出头官帽椅的一种改良，一般被认为出现在明末。它的尺寸基本和四出头官帽椅一致，但背部搭脑被降至人的肩下部，同时扶手和椅背部两根立柱的榫头点上移了寸许，形成扶手后高前低之势，更适合于坐者双手的支放。
南官帽椅的主要特点是搭脑和扶手两端不出头，拐角圆润，流露出优雅圆浑的感觉。它采用“挖烟袋锅”式的榫卯制作工艺处理出平整、流畅的效果。此外，南官帽椅的正中靠背常用厚材开出s形板，这是根据人体脊椎曲线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而成的，靠上去感觉非常舒服。
官帽椅造型简洁，就椅子本身而言，点、线、肌理、色彩构成了其造型审美的基本元素。虽然其椅面、腿等下部结构都是以直线为主，但上部椅背、搭脑、扶手乃至竖枨、鹅脖都充满了灵动的气息，端庄大气、朴素清雅。不论古今，不管在厅堂还是在书房，官帽椅都能够较好地为环境渲染出从容祥和的宁静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