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方破劫掠红木团伙拘6名南亚裔男子\靠什么把成龙的古建筑留在国内
中新网9月4日电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今年4月，7名南亚汉闯进尖沙咀美丽都大厦劫去一批约值20万元的名贵红木。警方经近半年侦查，终锁定一个专门劫掠红木的南亚裔“劫木党”，相信贼党会续向尖沙咀区内的木材商“打主意”。本周二晚重案组联同俗称“狗仔队”的刑事情报科探员，在尖沙咀跟踪监视目标人物，至深夜发现4名“劫木党”潜进弥敦道一仓库单位爆窃，趁其搬走大批红木时采取行动，当场人赃并获，其后探员再掩至元朗拘捕两名“劫木党”主脑，警方相信已将该党捣破，正追缉其余在逃党羽。
被捕6名南亚裔男子年龄介乎23岁至31岁，其中4人持有香港身份证，另外两人则持“行街纸”，警方相信他们最少涉及今年4月尖沙咀美丽都大厦发生的劫木案，稍后会落案控以有关罪名。
该宗劫案发生于今年4月中旬清晨，一名47岁印度木材商人在美丽都大厦的公司兼住宅内，被门铃声吵醒，开门了解时，7名南亚裔男子即冲入单位内将其制服，把屋内一批约值20万元的红木全部搬走，并掠去事主近40万元现金，两只约值10万元的劳力士手表。
警方西九龙总区重案组总督察黄志威表示，重案组接手调查该宗劫木案，经案情分析及线报主导后，初步相信该“劫木党”中有人曾替尖沙咀区内的红木商人运送红木，或接送客人往货仓睇办，在知悉红木存放地点后，即联同党羽伺机犯案。而“劫木党”在得手后，相信在即日把红木运返内地转售。
黄志威透露，调查后相信该个“劫木党”食髓知味会继续犯案。至近日区内有木材商又购入一批约重300公斤的红木，每公斤约值100美元(约780港元)，货源来自印度及迪拜，主要销售予内地木材商。
警方相信涉案“劫木党”已觑准该批木材，随时落手犯案，遂派出“狗仔队”展开全天候监视及跟踪目标人物，并集中在尖沙咀一带埋伏及监视。至本周二(1日)深夜，探员发现4名可疑南亚裔男子登上尖沙咀弥敦道83号至97号一仓库，并撬开仓库大门搬走一批红木，当贼党将红木搬上一辆客货车时，监视探员认为时机成熟，立即采取行动当场拘捕该4名男子。稍后，探员再掩至元朗区目标单位，拘捕两名涉案主脑。(：)
日前成龙将自己买的安徽古建筑一部分(10间中的4间)捐给新加坡一事，受到广泛关注，成龙也因此惹来不少非议。昨日，其子房祖名来长沙宣传新戏，他主动告诉记者，“那6间搞不好还会送给别的国家。”(4月14日《长沙晚报》)
早在4年前，成龙就想把一部分古建筑捐给新加坡，但是没能实现，现在成龙大哥为何又有这样的想法？按他的解释说，当初之所以要把古建筑捐给别国，一是因为内地保护不周，香港没有地方存放，二是只有新加坡有诚意保护这些古建筑。成龙从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出发，才会选择捐给新加坡一所大学的建筑系当做教学素材。
我想在分析成龙捐古建筑给别国是否合适之前，必须弄清一个问题，这些安徽古建筑是否属于文物？我国法律有规定，被列为国家一、二级保护文物的文物，所有权属于国家，不允许民间交易。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绝对不可以出境，二级保护文物需要经过相关部门审批才能出境。这样一来，如果成龙的那些安徽古建筑属于国家一或二级保护文物，成龙的行为就涉嫌违法。不过，成龙捐的这些古建筑是他从安徽买下了，既然能买到自己手里，似乎可以说明这些古建筑是允许民间交易的，也就并非国家一、二级保护文物。
新浪收藏频道做了一个关于此事的调查，结果六成网友支持成龙，选择“若能较好地保护和展示，捐给新加坡也挺好”。抛开国家情节不说，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建筑“躺在仓库中成为白蚁的食粮”，确实不如为其选择一个更好的归宿。据成龙儿子房祖名说，新加坡方面把那些被当做烂木头的古建筑规划得很漂亮、很完整，每一条木头都有标记，每一条以后坏了该怎样维修，都想得很周到。
作为中国人，谁也不想让任何古建筑背井离乡。但是扪心自问，我们是怎么对待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的？要么放任不管，任其自生自灭；要么过度开发，当做牟利的工具。很多人已经开始使用法律武器想要阻止成龙把古建筑捐给别国，也许我们只有在快要失去的时候才会想起法律。如果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一直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要求保护好那些古建筑，又怎会出现成龙捐给别国的事情呢？我们缺少的不是法律，而是保护的诚意。
文/杨明哲
新华网香港6月6日电(记者谢希语)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的“卓椅非凡：穿梭时空看世界”展览6日举行开幕式，让公众可以近距离欣赏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时代的椅子，从而了解各地的历史、文化及艺术。
这一展览自6月7日起对公众开放，至9月15日结束。展览展出不同种类和款式的椅子，包括王室宝座、贵族和平民的椅子、具特别功能及专为某些行业而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的坐具，以及供男士、妇女、儿童和长者使用的椅凳等。
通过这次展览，公众可了解不同民族的坐姿礼仪和习惯，了解椅子的演变、椅子作为权力和身份的象征、椅子在宗教及信仰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椅子与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的关系等。
展览展出的逾100件珍贵展品来自世界主要博物馆，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英国大英博物馆托管会、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奥地利宫廷家具收藏维也纳家具展览馆以及香港艺术馆、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文化博物馆等。
据新华社电记者从南京市秦淮区获悉，位于南京夫子庙景区的科举博物馆目前已经征集到科举文物及展陈品5100多件，博物馆计划8月1日对外开放。
南京夫子庙地区有全国最大的中国古代科举考场“江南贡院”，以此为背景建设科举博物馆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新建的科举博物馆主体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地上8000平方米，地下2.5万平方米。
据了解，科举博物馆目前通过民间征集收购、文博系统征集、网络采购等多种渠道和方式，已征集文物5100多件。其中，今年8月开馆可供展览陈列使用的文物有530件，涵盖了科举考试的方方面面，包括殿试卷等各类试卷、状元进士匾额、木雕、石刻、器具以及反映科举考试制度的各类凭证、武举石等重点文物。征集到的文物在全国同类科举博物馆中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品种最全。
现在征集工作已进入第二阶段，重点进行文物复制、艺术品创作、科举戏曲影视民俗纪录片等文化类题材收集。为了增加展品质量，还将派人赴越南、韩国等采取科举制度国家收购相关文物展品。
为了达到一流的展出效果，科举博物馆展陈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方案经过方案比选，由台湾刘培森建筑事务所承担，并邀请国内一流团队加盟参与策划，8月1日对外开放。
(原标题：南京科举博物馆8月开放)
中华古典家具网讯中国嘉德香港2015春季拍卖会将于4月4日—7日在香港举行，其中，“1间房—比利时侣明室藏明式家具”专场未展先热，成为本次拍卖会的一大亮点。“1间房—比利时侣明室藏明式家具”专场共推出11件明式家具精品，其中包括了晚明黄花梨玫瑰椅六张成套、黄花梨方角柜一对,黄花梨官皮箱、笔筒、雕灵芝纹镜架、小箱,紫檀药箱、帖盒、紫檀箱、紫檀两撞提盒等11件文房类家具，这些家具在预展期间将被组合在“会议室”空间中，形成“1间房”。
晚明黄花梨方角柜成对，预估价720万-1120万港币
晚明黄花梨玫瑰椅六张成套，预估价620万-980万港元
“1间房—比利时侣明室藏明式家具”专场中的家具多来自于比利时明式家具收藏家、侣明室主人菲力蒲·德巴盖先生，这些家具结构透光疏朗，造型柔婉空灵，为阴阳成对，与各种环境相得益彰，体现了明式家具的高雅、简洁之美。
图12012年秋，香港佳士得推出欧美藏中国古典家具专场拍卖。图2清康熙褐漆款彩“满床笏”图十二扇屏图3清中期紫檀挑杆宫灯架一对
文/李晶晶图片提供/香港佳士得[微博]
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大漆家具和出口家具在欧洲非常盛行，尤其是法国。但从1920～1940年开始，一群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对中国古典硬木家具产生了兴趣，并使它们受到了西方的瞩目。
德国画家阿尔伯特·冯·凯勒(AlbertvonKeller，1844～1920)在1873年创作的《肖邦》一作中，身着绿裙的少女身后，摆放着一件六扇中国漆制围屏，画面展示了19世纪欧洲盛极一时的中国风。这在当时欧洲的绘画中经常可见。
1664年，法国在暹罗开设东印度公司，处理与中国的商品贸易。至1699年，直接贸易正式开通，该公司迁址广东。中国也积极迎合欧洲市场的需求，据当时出口至法国口岸的货运记录显示，货品中有大批漆屏、漆柜和几案。在此之前，荷兰和葡萄牙其实早就从印度东南部的克罗曼多海岸和其他通商口岸进口中国漆器。欧美珍藏中大批“克罗曼多”漆屏由此时而来。
尽管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大漆家具和出口家具在欧洲非常盛行，尤其是法国，但中国家具在这时期并没有进入到学术研究领域，它只是作为当时流行的家庭陈设品被欧洲贵族阶层所喜爱。1920～1940年，一群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对中国古典硬木家具产生了兴趣，并让它们受到西方的瞩目。西方介绍中国家具的肇始之作是谢思齐(HerbertCesinsky)的《中国家具》(ChineseFurniture，1922)，以及杜邦(MauriceDupont)的续篇《中国家具》(LesmeublesdelaChine，1926)，二者各收录了法国和德国收藏家的50多件明清家具。以此为开端，在随后的百年里，中国古典家具经历了“出国”与“回国”的过程。
2012年秋，香港佳士得秋拍推出欧美藏中国古典家具专场拍卖(图1)。以往，家具的专拍都在纽约举行，这是首次移师香港。2010年中国嘉德[微博]推出明式黄花梨家具精品专场拍卖，总成交2.59亿元人民币，并创造了几个家具单品拍卖的世界纪录。至此，由欧美主导近30年的中国家具市场转移至亚洲。
在这次拍卖中，有一件清康熙褐漆款彩“满床笏”图十二扇屏(图2)，康熙丁卯(1687年)款，是早期贸易的有力证据。屏风分十二扇，一面通景雕填故事人物图，描述唐代郭子仪“满床笏”的典故。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有功，相传他六十大寿时，到贺的亲友和满朝文武络绎不绝，一时间笏板堆满床头。图中显示郭子仪中堂正座，接受众人的祝贺。人物图上方围博古纹，两侧饰四爪云龙纹，下方围山水瑞兽图。另一面刻楷书长文，以寿字、仙鹤、八卦纹圈边，边上及左右围博古及花卉纹，边下围折枝花纹。
图4清中期黄花梨平头案此屏人物图刻画细腻，建筑布局严谨，色彩配搭和谐，为清初漆屏的典型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铭文款署郑开极。郑开极(1638～1717年)，字肇修，号几亭，福建侯官县(今福州市)人。顺治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康熙皇帝年幼继位，选为伴读。后外放到云南主持官试，再以左春坊左谕德督学浙江，40岁辞官归故里。此屏为康熙丁卯(1687年)他与30名当地官吏联名送呈的祝寿贺礼。这件屏风可能于早期出口为海外私人藏家所有，1999年在纽约有过一次拍卖纪录。
17世纪初路易十三时期，法国首相兼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Richelieu，1585～1642年)的著名艺术珍藏中已有中国漆器和瓷器的身影，这些俱是明末以来中国与荷兰及葡萄牙东印度贸易公司通商而流入欧洲的作品。17世纪末，路易十四与康熙王朝之间也开始了外交往来：法国君主亟欲与中国开展科学和文化上的交流，以增进在华的政治和商业利益；中国皇帝则热衷于掌握欧洲艺术和科学技术。1670年，凡尔赛宫的特列安农瓷宫(TrianondePorcelain)正式落成，是为西方最早的中国风建筑。1695年，耶稣会传教士开始在紫禁城设馆从事科学研究，其中一例是设于广州的平板及镜子玻璃厂：1699年，朝廷从该处募集了一批能工巧匠，协助耶稣会教士在北京成立宫廷玻璃作。玻璃工艺在中国工匠手中渐臻完善，据称其制成品犹胜西洋玻璃。康熙在位的最后一年(公元1722年)，清廷曾向罗马教皇、俄国沙皇和葡萄牙国王致送玻璃器礼物，而葡萄牙国王收到的礼物中也有宫灯。
此次拍卖中，有一对紫檀画玻璃宫灯连杆座(图3)。灯座饰一冰裂纹宝瓶，四周透雕如意站牙，谐“平安如意”，寓意吉祥。一对灯架完好如新，原有的流苏和内画玻璃一应俱全，可见300多年来物主何等珍惜。就目前的藏家而言，其祖母于上世纪50年代收到这对宫灯为礼物，而送礼之人亦是一名古董爱好者:匈牙利裔舞台和电影演员卢戈西(BelaLugosi，1882～1956年)。贝拉·卢戈西是著名的恐怖片演员，曾多次在银幕上扮演吸血鬼、科学怪人等形象。他因1931年出演电影《吸血僵尸》而享誉国际影坛。卢戈西是哥特电影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至于卢戈西何时购入这对宫灯，则不得而知。但从宫灯的内画玻璃看，康熙时期西方科技的影响和融合已一览无遗。
40年代开始，也许是受到当时现代主义运动的启发，乔治·盖茨(GeorgeKates)和古斯塔夫·艾克(GustaveEcke)等先驱者开始收集黄花梨和紫檀为材料的中国古典家具，战后他们带着这股热情回到欧美，通过夏洛特·霍斯曼(CharlotteHorstman)、爱丽丝·庞耐(AliceBoney)、安思远等古董商以及劳伦斯·西克曼(LawrenceSickman)等博物馆馆长的努力，形成了西方早期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
清中期黄花梨平头案(图4)，此品源自摩尔少校(A.P.Moore)父子珍藏。1946～1949年购于北京，后一直于家族流传。摩尔少校(1916～1990年)成长于美国弗吉尼亚州，1937年自华盛顿与李大学肄业后，曾短暂替菲利普·莫里斯(PhilipMorris)及参议员格拉斯(CarterGlass)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入美国海军。1946年他自海军空战部队驻东南亚机师岗位退役后，遂担任中国航空公司的民航机长，并一直居于上海外滩HamiltonHouse至1949年离开中国。旅华期间他购入不少中国艺术品、家具布置家居，藏品大部分来自北京。1949～1950年他返回美国家乡，接续到母校服务，直至1981年退休。他珍藏的中国家具一直摆放于美国故居，直至1990年他逝世才传到儿子手中。
图5清初黄花梨镶楸木圆角柜一对另一对清初黄花梨镶楸木圆角柜(图5)，源自法国外交官贺柏诺(HenriHoppenot，1891～1977年)伉俪珍藏。贺柏诺将军曾担任多份要职，包括1952～1955年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法国主席、法国驻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全权大使、法国驻瑞士伯尔尼大使兼美术馆荣誉会员，1955～1956年他更是最后一位驻印支半岛特派专员。这对圆角柜后于1991年由伦敦家具行家尼古拉斯·格林德利(NicholasGrindley)拥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战后初期购买中国家具，价格十分便宜，到70～80年代，家具已不再“便宜”，而且仅有几本书籍可以参考。虽然这时期货源不多，但西方对于中国家具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些早期的家具为了适应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而在造型、尺寸上进行修改。90年代是家具从香港流出的黄金时期，当时能接触众多家具，但是只有少数书籍和收藏出版读物可以入手，因此整体的知识和赏析还是受到局限。今天，想要找到一件精彩的中国古典家具已非易事。
80年代末至90年代，虽然内地有小部分人士开始重新认识到中国家具的重要性及其文化，但毕竟经济能力与认知有限。1985年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珍赏》出版，据说在鼎盛时期，大约有25万中国家具追求者在全国范围内找寻与王世襄书中相类似的家具。由于对这些家具最大的收藏多来自西方，因此大部分家具都通过香港辗转向西，这也形成了西方许多早期精彩的收藏。
图6清初黄花梨圈口栏杆亮格柜这对清初黄花梨圈口栏杆亮格柜(图6)，为上格下柜的结构，亦称为“万历柜”。这是明代万历年间非常流行的一种柜款，据说是万历皇帝喜欢收藏鉴赏古董而产生的家具品种。这对万历柜最初为香港电影导演李翰祥之收藏，1996年拍卖公司以“清水山房”的名义举行了李翰祥家具专场拍卖。此对黄花梨圈口栏杆亮格柜便为当时拍品之一，由内地行家购得，后转至香港家具行家王就稳手中，最终成为美国著名皮肤科医生的收藏。
1996年可以说是家具市场的一个重要时间点，这段时间里，一些或大或小的私人和博物馆收藏纷纷形成，后者的著名例子是美国明尼亚波里斯艺术馆在布鲁斯·戴坦(BruceDayton)慷慨捐赠下建立的馆藏，至今仍是最佳的博物馆收藏之一。中国境内对于中国家具的兴趣也由此时开始萌发，很快形成活跃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