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收藏的恭王府家具流传初探\古典家具知识大全:看完你就是专家
文、图/鲁宁(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文物保护部主任)编辑/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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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宁,从事文博专业工作二十余载,现任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文物保护部主任、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优雅的展厅内陈列着一堂清代紫檀家具。这批紫檀家具用料奢华、工艺精湛、雕琢细腻、纹饰华丽。从工、料、纹、形等方面多元素地向参观者炫耀着它那高贵纯正的清宫“血统”,并以其独具的霸气彰显着它那辉煌的曾经。
那么,这批出自清宫皇家造办处制作的紫檀家具,在那规制森严、等级分明的历史时期,恭王可用否?恭王府可藏否?它们是怎样进入恭王府,又是怎样流失至台湾的?本文接上篇继续探讨这些问题。
1913年纽约恭亲王收藏专场拍卖图录节选台北故宫藏恭王府旧藏家具流传初探
台北故宫收藏的这批清代古典家具系出自清代恭亲王府之说首见于《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一则短讯《前清恭亲王府第家具三十三件由本院购藏》。文中写到:“本院由行政院拨专款,向东吴大学购进雕花家具一批,共二十项,三十三件……此批陈列的家具原系清代恭亲王府第所设,质材多为紫檀木。”而后在次月的《台北故宫文物月刊》中刊载了任莉莉撰写的《清代王室家具》一文,就这批家具进行了更为详细、具体的论述,其中关于来源也确定系恭王府旧藏。那么此来源的提出依据是什么呢?2006年笔者在撰写《试论恭王府家具的规格》论文时曾向台北故宫器物处咨询过,不巧一直未能与任莉莉女士取得联系,万幸的是当时该处处长嵇若昕女士作为这批家具征集工作的参与者之一,向笔者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1983年,台北故宫器物处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声称自己家里收藏着一批前清恭亲王府的紫檀家具,现准备以台湾东吴大学的名义,以价购的形式转让给台北故宫。应该说台北故宫的藏品数量、藏品质量是举世闻名的,但典藏中厚重名贵材质的古典家具却是一个弱项。这批紫檀古典家具的征集,对台北故宫藏品种类无疑是一个有效的补充。在经过严格鉴定、评估、审核程序后,台北故宫成功将这批精美的紫檀家具征集入院。据参与了整个征集过程的嵇女士介绍,此批家具的出让者在被询问到传承沿革时,一直肯定地说是前辈从前清恭亲王府得到,从北平运至上海,1949年前后从上海转运香港,后辗转运抵台湾。据说,出让者将此批家具转让台北故宫后,在其要求下,全部征集款项转入东吴大学账户后便杳无音讯,从此不知下落。故这批家具的出处、传承、沿革情况是以出让人的口述为依据的。
据笔者近年来在研究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课题时,所查阅的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城至民国时期清宫、王府的衰落,及王府后裔出于各种不同因素变卖旧藏文物的大量历史资料分析,虽然目前没有任何资料明确记载台北故宫征集的紫檀家具系从前清恭王府流出,但很多历史信息能够从不同角度印证二者的联系。
纽约1913年恭王府拍卖图录小恭王溥伟自1912年2月为躲避袁世凯追杀,逃出恭邸,远赴青岛后,在他的指令下,留守府内的管家不断或单件、或成批地变卖恭王府旧藏文物、艺术品乃至房产。这种情况在清帝退位后的各个王府、贝勒府是比较普遍的,甚至大内宫廷在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发生了很多监守自盗,甚至用珍贵文物向银行抵押贷款的事件,但流失的基本是文玩珠宝、名人字画这类易于携带之物。至于日用家具,虽为上好木料所制,却也因体形硕大而难以搬移。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事发突然,仓惶撤离的溥仪根本来不及清点私产,更不可能将宫中家具携带出去,因此可以说,从宫中流出大批量家具的可能性并不大。从1937年营造学社对恭王府实地测绘时的照片资料中可以看出,卖给天主教会后的府邸各殿、堂内除古建内檐木作外(隔扇、月洞门、大书架、多宝阁等)已空无一物。而恭王府府邸的这些殿、堂原本是府主和福晋接待宾客、起居的重要场所,按规制其使用家具的等级不会低配,更何况已有史料证实恭王府的部分家具来源于皇帝钦赐,那么数量如此众多且出自宫廷造办处的珍贵家具都去往何处了呢?将这些珍贵家具或批量或单件出售是唯一能够成立的推断。而像如此贵重的家具要批量购买,必定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撑和宽敞的豪宅置放,这些并非常人所具备的条件,恰好是向台北故宫博物院出让家具的神秘者所全部具备的,否则不可能将这样众多、庞大的贵重家具成批量地购置,并在北平、上海、香港、台湾等地存放或使用,同时也很难承担这批家具因包装及远途运输而产生的巨额费用。
另外,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征集的这批家具的种类分析,除大部分为实用器、陈设器外,有少部分为礼佛专用的佛龛。这批佛龛的材质全部为紫檀料制作,工艺细腻,上部为毗卢帽,中部为开门式龛体,下部为须弥座,以组合式装饰手法相互连接组合。而开门式龛体部分各佛龛则有所不同,分别为:两门六柱式、四门四柱式、单门六柱式。龛门及毗卢帽前沿均用掐丝珐琅(即掐丝景泰蓝)做华丽装饰,再用名贵的和田玉、精刻透雕花卉纹,玉片嵌入围板及立柱,增加了佛龛整体的庄重感。鉴于上述用料、工艺、装饰等方面的特征,完全符合清代乾隆时期宫廷佛堂专用礼佛用具的制作工艺特征。而能得到并使用这种专供皇室使用的佛龛的人,必须具备皇宗室成员、手握重权、备受宠信且虔诚信奉佛教等条件,清晚期只有恭亲王奕訢符合,因此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所征家具的出让者口述家具出自前清恭王府与各方面的历史资料证据推论是相符的,最终在没有其它确凿史料推翻该论证的情况下,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批贵重的紫檀家具出自前清恭亲王府的论证是可以成立的。
拍场上的恭王府家具与台北故宫恭王府家具之对比
2003年,恭王府博物馆筹建后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其后全面对社会开放,并在王府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着有效的探索和推进,从而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鉴于王府文化研究,尤其是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课题研究的深入,无形中为炽热的中国内地文物拍卖市场起到了推手的作用。自2004年始,北京拍卖界不断爆出“惊现清代恭王府旧藏流失文物”的消息,但大多数并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因此被专家、学者认为是出于经济利益的炒作之举。但近几年随着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研究成果不断见诸新闻媒体,为寻找恭王府流失文物的人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资料和正确的信息渠道,因此有几件确为恭王府旧藏的流失文物被探宝人发掘出来。
中贸圣佳拍卖的恭王府旧藏紫檀宝座如:2006年佳士得秋拍出现一对1912年从恭王府流失的白玉及碧玉刻有乾隆御题诗的玉瓶;2011年在英国某拍卖公司出现一只郎窑红荸荠瓶,被一华人竞拍得到,带回国内,拟售予恭王府。经过专家鉴定,并核实历史资料,该瓶确定为恭王府流失文物而被征集,现典藏于恭王府。最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和2010年分别在北京、香港出现两套(四件)恭王府紫檀家具,引起业内轰动。
2009年北京中贸圣佳拍卖公司秋季拍卖,有一件来自海外的紫檀宝座(含脚踏)要参与竞拍,据拍品委托人介绍,这件紫檀宝座出自前清恭亲王府。同年8月中旬,中贸圣佳拍卖公司邀请北京故宫木器专家胡德生及从事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研究的笔者对实物进行目鉴、考证。这件宝座宽大厚重,用料精细,纹饰流畅,雕刻完美,具备清宫家具的显著特点。尤其该宝座靠背素板正中阴刻隶书铭文一篇,共计94字。全文曰:“民国四年仲秋,余自江夏入京,与友人凤溪先生晤于东兴楼饭庄。先生素知余之所好,无非尺木寸简,而为引见此器,悉其为恭亲王府旧物也,余嘱凤溪先生以重金求之,未复。辗转十数日,终得之矣!欣慰有余,铭此文记之。江夏陆羽平。”该铭文记述了1915年陆羽平从武汉到北平购得此宝座的过程和心情。从铭文阴刻的氧化程度鉴别,包浆自然,无人为做旧痕迹,可排除近期后刻之嫌。最终专家集体鉴定结果为:“此宝座为清代宫廷造办处制作,后转入恭王府使用。按铭文所提,民国时期流入民间,被私人藏家所珍藏。”高兴之余,胡先生和笔者各撰写了一篇关于此宝座的论文,并发表在《文物天地》杂志2009年10月的第220期中。据说该宝座最终以1500万元成交。
清紫檀龙纹御案(图片提供:中国嘉德)2010年8月,一位台湾的朋友找到笔者,说台湾某机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购得一对紫檀嵌玉圆座屏,相传这对座屏系前清恭王府旧物,据所提供的文字资料介绍:“清代同治年间恭亲王向国外银行质押借款而流出海外。西元一九一八年于美国纽约拍卖,经美、日收藏家收藏,历经七十余年后,辗转购入。”现该机构拟有意出让此对圆座屏,为确实论证其是否原属恭王府旧物,特请从事此方面研究的笔者予以考证。
通过照片资料、影像资料的目鉴,该对大座屏选用紫檀木精制而成,用材考究,雕刻完美,整器尺寸硕大,结构完整,屏芯呈圆光型,边框满雕“祥云瑞福(蝠)”吉祥纹饰,髹黄漆地屏芯镶嵌各式玉雕,并配镶精雕紫檀托座,与清代宫廷同类器物比对,形神兼备,功法一致,具有明显时代特征。
在认真研究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的众多历史资料过程中,笔者惊喜地发现了这对紫檀座屏的身影,使得传承脉络逐渐清晰,从而慢慢地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1912年小恭王溥伟为挽回大清帝国的覆灭,与皇亲国戚及前清遗老组织了复清政党“宗社党”,为筹集活动经费而出售府上的旧藏文物,而购买这批文物的人正是前文提及的山中定次郎。山中购得这批文物后,将其中档次较高的运回日本,一年后的1913年,他在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同时拍卖恭亲王的珍宝。美国的拍卖共有536件拍品,其中家具及木器有13件(套)。
在这次拍卖的图录中我们找到了这对紫檀圆座屏。拍卖图录第199号拍品配有黑白照片两张,拍品说明这样介绍:“雕漆嵌玉圆光大座屏(一对),通高:89英寸(226.06厘米),台宽:42英寸(106.68厘米),屏板直径:33英寸(83.82厘米),置于高台座上。圆光形大座屏,硬木边框,髹黄漆地,镶嵌各式玉雕瑞物宝器,包括瓶花瑞草,祭祀礼器,仙丹宝瓶等,复有骏马、书卷、宝象、宝瓶等。又有寓意富足昌盛的三种果实:‘三多’,寄情美好欢乐的帆篷轻舟,象征飞黄腾达的鱼跃龙门。”该对紫檀座屏在这次恭亲王珍宝拍卖会的成交记录为700美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收藏家得到此对大座屏时屏下方原配带托泥六腿托几已缺失,仅剩下圆芯屏及配镶托座。综合上述史料笔者撰写了《恭王府旧藏紫檀嵌白玉圆座屏考证研究》一文,阐述了该座屏的流失过程及出自前清恭王府的历史依据,为出售机构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论据。此后听说该对圆座屏以3200万港币成交。
2009年和2010年分别在北京、香港拍卖市场上出现的“紫檀大宝座”及“紫檀嵌玉圆座屏”经专家从工艺、材质、纹饰等方面鉴定,确认为清代宫廷制作的家具。各种历史资料证实了这两件家具自恭王府流出的可靠性。
台北故宫典藏的前清恭王府家具中有一件体型硕大的紫檀宝座和一对彩染牙雕的紫檀大插屏,将其与拍卖中出现的恭王府流失紫檀宝座、紫檀嵌玉圆座屏比对,有以下共同特征:其一、采用贵重稀少的紫檀材质制成;其二、工艺精细考究,色浆莹润自然;其三、整器硕大厚重,符合宫廷、王府殿堂专属使用规制;其四、宝座雕刻的“五爪云龙”及“海水江崖”纹饰图案,插屏屏心的“彩染牙雕”及座屏屏心的“髹黄漆地”工艺手法均属清代皇室之专用工艺;鉴于上述共同特征进一步佐证了台北故宫紫檀家具出自前清恭王府的可能性。
结论
前文我们通过“清代宫廷家具与王府家具在规制上的使用区别”、“咸丰帝御赐恭王安府使用家具档案实录”、“恭王府旧藏家具的三次成批量流失”等相关历史资料客观地论述了清代王府使用宫廷家具的可能性及恭王府受御赐使用宫廷家具的可靠性。对恭王府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鉴于政治因素的大背景,恭王府旧藏文物,尤其是家具流失的历史原因、流失过程、流失渠道以及现存状况进行了探讨与研究。由于台北故宫1983年征集前清恭王府紫檀家具经历人的回忆及家具出让者的口述,以及此批家具属清宫造办处制作的特定性与恭王府确有宫廷家具的事实;1937年营造学社对恭王府实地测绘时照片资料记录的府中殿、堂、楼、阁中已空无一物,而按亲王府规制的家具毫无踪影的推论;台北故宫典藏紫檀家具中有一批精致的礼佛专用器具:佛龛,从老恭王奕訢曾在京西戒台寺修心养性十年之久的历史及恭王府曾修建多处礼佛场所分析,这种出自宫廷的佛龛只有老恭王奕訢能有获得的资格和能力;以及近年来拍卖市场上出现的两件(套)恭王府流失的紫檀家具,将其与台北故宫典藏之前清恭王府家具从工艺、材质、纹饰等多方面综合因素进行比对,其特征基本一致。因此综合上述论点、论据以及佐证,可以认定台北故宫典藏的一批共二十项三十三件紫檀家具年代特征明显、体硕厚重、用材考究、工艺精湛、纹饰崇祥、辅材珍贵、流传有序、依据可靠,应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从恭王府流出的旧藏家具。这批家具能够完好地保存至今,并被享有盛名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保护和展示,殊为难得。愿这批有着270余年历史的珍贵皇家紫檀家具能为专家、学者提供宫廷家具制作、使用、传承等学术研究的参考佐证;能为恭王府旧藏文物流失研究提供实物依据;为广大观众提供精美的清代宫廷、王府家具及室内原状陈列展览。
在这批家具离开恭王府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希望能够邀请它们回家“小住省亲”,让热衷清代古典家具的粉丝们一睹它们高贵的尊容,让热衷王府文化的粉丝们在宽阔的殿堂中感受文物与古建重聚的盛况,更让这一盛况能够流传为一段佳话。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按生活习惯和用途,中式桌案类家具大致分为“五大类”,详见下表:
1、供桌、供案
供桌、供案案是用于放食物的木盘,多以矮足,长方形木制的黑漆上饰纹彩或者雕刻。桌,有两种写法:古人用“卓”和“槟”代用“桌”字。桌比几、案要晚出现。“卓”字有两种意思:第一,高而直;第二,不平凡。从这两个意思来讲,都是对桌的外形描写和功能。
伴随着宗教的兴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供桌、供案多陈设在寺庙、宗祠、家祠、客厅正堂等处,是用于供奉、祭祀先人、先烈的专用家具。
随着家具发展和使用功能的多元化,以前用来祭祀的专用家具也逐渐融入现代家居之中。供桌、供案在形制上没有大的区别,以有、无吊头来区分:即无吊头者为供桌,有吊头者为供案。
现代供桌一般陈设在厅堂呈长方形,主要用于供奉祖宗或福禄寿三星,以祈求保佑家庭吉利和睦、幸福安康。这种长方形的供桌、供案,既有陈设的作用,又有祭祀的功能。
在祭祀时,供案一般都是摆放被供奉的对象,而供桌则是摆放供奉品,如酒、水果以及其它食品等。供桌比供案矮,不使用时一般都放置在供案下面,供奉时再拉出来,等供奉完毕,再移回供案下方。
供案又称香案,祭案,多用于寺庙和祠堂中,一般陈设于大殿正迎门佛像前的居中位置,案上置放香火、鲜花、果品和香炉、烛台等供具和祭祀品,一般来说,造型都比较夸张,形体较大,且多在桌边上起“拦水线”,防止酒水碰翻后流在地上。
现代的房屋结构主要以平层套房为主体,所以现在供桌、供案的家庭主要应用功能,就是放位置于玄关或厅堂之处。
2、方桌、圆桌、月牙桌
1、八仙桌
八仙桌八仙桌方桌古时主要摆放在客厅正堂朝南位置,桌后配供案或供桌。四边长度相等的桌子称为方桌,方桌有大、小之分,大的称“八仙桌”,可坐八人;小的称为“四仙桌”可坐四人。前者约95-98厘米之间,后者约85-94米之间。
八仙桌方桌在制度上尤其是对桌子边长有严格的等级制度,除皇帝以外,所有家庭使用的八仙桌方桌尺寸不能应用2.95尺和2.99尺两种规格,一旦使用,会被控告反叛之罪。
2、圆桌
圆桌是厅堂中常用的家具,一张圆桌和5个圆凳间组成一套,陈设在厅堂正中,颇显雅观。圆桌一般情况下属于活动性家具,常用以临时待客、家宴宴饮(但不用于重要的礼遇接待)。因此,这种圆桌大多为组合式,使用时组装起来,用毕再拆开加以保存。圆桌主要有圆桌和月牙桌(半月台)两种类型。
3、月牙桌
月牙桌(简称半圆桌),由两片拼合,两片拼合的圆桌通常被人称为月牙桌。因为它合起来似圆月一轮,分开来却像月牙两半儿。而由于它是由两个半圆拼成的,所以也叫半圆桌。月牙桌灵活、秀气,平时可分开对称摆放,多在寝室和较小的场合使用。可靠墙或临窗,上置花瓶、古董等陈设品,别有一番风味。月牙桌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合理,不占用地方,在家具搬动时尤为方便。
桌案家具3、书桌、书案、画桌、画案、琴桌
该类桌案主要有书案、画案、平头案、翘头案、条案、琴桌等等。其用途大都与文人雅士有关,相比供桌案和方桌要文雅得多。这类家具与以摆放物品为主的桌案类家具有一定的区别,和椅类家具搭配摆放的多些,是供人作画、看书、写字与办公的家具。
4、香几、炕几、炕案、条桌、条案
这类家具主要有香几、炕桌、炕几、炕案条桌、条几、条案等,它属于配属家具。主要应用于桌案、供奉的配属,有时也可当作放置花草盆景的承放类家具使用。由于这几类家具的配属装饰性强,其外形样式颇为繁多。
5、其他桌案
凡不归以上四类的家具均属于该类,种类名目较多。主要有花园桌、摆桌等。
床榻类
床榻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按材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珍贵硬质木材所制,如黄花梨、紫檀;另一类为白木材质,此类床榻或髹漆、或贴金、或镶嵌。
架子床床榻的历史可追溯至神农氏时代,那时还只是专供休息与待客所用的坐具,直到六朝以后才出现高足坐卧具。“床”与“榻”在席地而坐的时代,是有分工的。床体较大,可为坐具,也为卧具;榻体较小,只用于坐具。
魏晋南北朝以后,榻体增大,床与榻同样担负着坐卧两种功能,因而也就难以截然分清了。习惯上认为:床不仅长,而且宽,主要为卧具。榻身窄而长,可坐可卧。
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古典家具中的拔步床、架子床、罗汉床、贵妃榻,都是明清甚至是民国时期的遗存,其中尤以清代的居多。主要有:拔步床、架子床、罗汉榻、罗汉床、贵妃榻。
1、拔步床
拔步床是一种传统的大型古床,或称“八步床”、“踏步床”,是一种功能齐全的床。床下有一木制平台,正面伸出床沿,平台四角立柱,并镶以木制围栏,使床前形成一个浅廊,中间为床的门户,两侧可放置小型家具及杂物。
它造型奇特,体积庞大,结构复杂,好像把架子床安放在一个木制平台上,平台前沿长出床的前沿二三尺。平台四角立柱,镶以木制围栏。还有的在两边安上窗户,使床前形成一个回廊,回廊中间置一脚踏,两侧可以放置小桌凳、灯盏等。
通常,拔步床被安置于一个类似建筑物的庞然大物中。在床与前围栏之间形成一个不小的廊子,廊子两头可置放箱柜之类的小家具,廊下有踏板,围栏有门有窗格平顶板挑出,下饰吉祥雕刻物。拔步床虽在室内使用,却很像一幢独立的小屋子,就像古代建筑一样,拔步床的工艺通常都采用木质髹漆彩绘,因而显得金碧辉煌。
2、架子床
架子床也叫棚架床,因床顶有架,故名架子床。这种床一般四根立柱,床面两侧和后面半月有围栏。基本式样是三面设矮围子,正中无围,便于上下,四角有立柱,上承床顶,顶盖四周装楣板,床面两侧和后备装有围栏。
围栏常用小木块作榫拼接成各式几何图样,也有的在正面床沿上多安两根立柱,两边各装方形栏板一块。正中是上床的门户。床屉分两层,用棕绳和藤皮编织而成,下层为棕屉,上层为藤席,棕屉起保护藤度和辅助藤席承重的作用。
3、罗汉床
罗汉床是由汉代的榻逐渐演变而来的。榻,本是专门的坐具,经过五代和宋元时期的发展,形体由小变大,成为可供数人同坐大榻。这类床形制有大有小,通常把较大的叫“罗汉床”,较小的仍沿俗叫“榻”,又称“弥勒榻”。
罗汉床不仅可以做卧具,也可以用为坐具,左右和后面装有围栏,但不带床架,围栏多用小木做榫攒接而成,最简单的用三块整木板做成。围栏两端做出阶梯型软圆角,既朴实又典雅。
罗汉床在明代比较常见,一般都陈设在王宫贵族的厅堂中,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这种床可以分为五围屏带踏板罗汉床、五围屏罗汉床、三围屏罗汉床。早期罗汉床的特点是五屏围子,前置踏板,有托泥,三弯腿宽厚,截面成矩尺形。到了中期,前踏板消失,三弯腿一改其臃肿之态,腿足出现兽形状。
发展到晚期,罗汉床仅三屏,床面的三边没有矮围子,围子的做法有繁有简,最简洁质朴的做法是三块光素的整板,正中较高两侧较低,有的在整板上加一些浮雕的图案。复杂的做法是透空做法,四边加框中间做各种几何图案。
4、贵妃榻
又称“美人榻”,古时专供妇女憩息,榻面较狭小,制作精美,形态优美,是榻中极为秀美的一种,其用料也极为讲究,床上彩绘雕刻显得雍容华贵。
明清时期的贵妃榻,展现出精细打磨的技法,体现在对围栏、扶手、榻腿的雕花儿上,龙纹透雕最为流行,大概是源自中华民族对龙图腾的膜拜上;贵妃榻对于榻腿、牙板的细节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更是精益求精,无论是直腿、弯腿都少不了细琢的花草图案,榻体多为平板和按摩板,体型较之欧美贵妃榻更硕大,展现着皇室的风范和皇权的威严。
有的贵妃榻为单翘头、尾部上卷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瑞草卷珠外翻球式直腿,透雕牙条采用拐子纹卷草图案,围栏的二龙戏珠穿云喷水透雕图案最为醒目,它鲜明体现了清式家具的恢宏气派。
还有的贵妃榻则为双翘头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头部稍高,插肩直腿,侧面有管脚帐,中部牙条是透雕拐纹、牙头以浮雕相称,围栏为屏风式透雕拐纹,榻面纹理介于按摩面和平面之间,制作工艺明示了它的珍贵。
床榻,作为家具中的大器、重器和家具文化的集大成者,最能体现家具的风格特征。床榻,以其精致古朴、凝重华贵的艺术成就,给我们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艺术财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柜架类
柜子的使用大约始于夏商时期,古时的“柜”,并非我们今天所见之柜,倒很像我们现在所见的箱子,而古代的“箱”,则是专指室内存放东西的地方。出土文物中,截至目前年代最早的柜子,应该是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的小箱和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漆木衣箱。我们这里说它是箱子,是按现代人的说法,如果按战国时的称呼,则应称为“柜”。
到了汉代,才有了区别于现今所谓“箱”的小柜子,柜呈长方形,下有四足,柜顶中部有可以开启的柜盖,并装有暗锁,柜身以乳钉作装饰。到了唐代,就有了较大的柜,能放置多件物品。宋代开始,已有专用的书柜,柜身呈方形,正面对开两门,内装两屉分为三格物。一直到明代之后,才创造出许多柜架类的新品种来。
从功能上区分,中国古典柜架家具大致可分为四类:
(1)卧室类:顶箱柜、官帽柜等;
(2)书房类:万历柜、网背书架、门书柜、千秋书架等;
(3)珍玩类:多宝格、珍宝柜、博古柜等;
(4)厨房类:亮格柜、碗橱等。
发展至今,经典的柜架有几十种,本文重点例举以下几种:
1、顶箱柜
顶箱柜是中式家具中的大件。出现在明后期,盛于清代。由顶柜和底柜两部分组成,可为一对组合排放,也可拆分为左右各一。因明式顶箱柜多为黄花梨制作,其将明式家具简洁的工艺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清代顶箱柜多为紫檀柜。当代仿明式顶箱柜一般用黄花梨或香枝木制成。
顶箱柜又叫四件柜,为居室组合家具,恰好四件,故而得名。为上面的小柜与下面的立柜相连,一竖到底,故也称顶竖柜。顶箱柜的造型端庄大气,容量也大,多为上层社会所用。
架格2、架格
架格是一种没有门,被隔板分成数层的家具,用于室内陈设物品。其功能主要供存放物品用,有些依据书体规格制造的称之谓书格或书架。架格美化家居,节省空间,实用性很高,清洁较为简便,等同于现今格架。架格的实用性在书斋中得以极大的体现。平日杂乱放置的笔、墨、砚,笔筒、文玩书籍等,可以被收拾的井井有条。
在清代,架格的使用较明代普及,是书房、厅堂的主要陈设之一,在式样、做工上均优于明式。清式架格与明式不同,明式架格大多做成四面透空,清式架格则将左右及后面用板封闭,因而不如明式柜格亮丽大方。
至于用横、竖板将空间分隔成若干高低不等、大小有别的格子则是在清雍正时期开始流行的形式,这种格内屉板高低错落,俗称“博古架”或“百宝格”,专用来陈放文玩古器,放在书房、客厅雅致非常,有浓厚的清式家具风格。
来源:人民网
昨日,河源市和平县彭寨镇土厘村村民在浰江河段意外发掘一棵年约4000年的乌木。昨晚,这棵千年乌木已被当地村民打捞上岸并在该村得到妥善保管和收藏。
据彭寨镇土厘村村民刘明钦报料,前两天,台风“海马”过后当地一直暴雨不断,致使浰江河段一度河水暴涨。前日傍晚,他路过彭寨镇土厘村浰江中游的鱼潭江河段时,意外发现了河床中漂浮着一棵乌黑的树木,怀疑是古木,遂第一时间向本报记者报料,并提供了一张古木在河床的现场照片。记者随后联系河源市博物馆馆长杜衍礼核实,杜衍礼初步确认该树木为千年以上的乌木。
昨日上午,刘明钦再度赶往该河段观察时,发现有多名村民在河水消退的江中打捞这棵树木,怀疑有人偷盗古木,遂当即报警。记者闻讯后,也会同河源市博物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经河源市博物馆文物考古工作人员现场鉴定,初步认定这棵在江中发掘的乌木系千年阴沉木,年约4000年,乌木种类系当地常见的“麻柳树”。杜衍礼称,乌木又叫阴沉木、碳化木,有“东方神木”和“植物木乃伊”之称。这棵被发掘出来的千年乌木,可能因当年的地震、洪水、泥石流等原因,将河床边或山中的树木随洪水而埋入古河床等低洼淤泥处,由于长年处于缺氧、高压状态下,在细菌等微生物的作用下,经长达数千年的碳化过程而形成“古木”。
记者昨日在现场看到,这棵阴沉木浑身乌黑,已严重碳化,木质坚硬,切面光滑,木纹细腻,全长3.5米、直径约70厘米,整棵乌木散发出一阵阵淡淡的香味。据了解,乌木是制作艺术品、仿古家具的理想之材,极具收藏价值。
杜衍礼称,这棵千年乌木的出土发掘,对于和平县境内的浰江河床变化以及地方古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的考古科研价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改委日前编制计划,投资2.5亿元重点用于支持5个地(州、市)天山北坡山区实施人工造林8万亩、封育40万亩。谷地森林是天山北坡重要的生态、经济资源。随着人口增长和农牧业的快速发展,天山北坡经济带的森林植被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山间草场也开始退化。
(来源:人民日报)
榻的演变历史
——古人在榻上的日与夜(上)
文/SarahHandler翻译/岳梦琳编辑/陈盛娥
译者名片
岳梦琳(MonikaYUE),23岁获得巴黎高等工商管理学院艺术品管理MBA学位,24岁在巴黎建立自己的工作室,从事古董拍卖顾问、艺术品收藏咨询、艺术策展等工作。25岁至今担任法国华裔青年收藏家协会会长。
比西方的沙发床更为慧心巧思的中式榻,在白天可作为沙发,到了晚上就变成了床。西方的沙发床需要折叠展开,而中国的榻几乎无需变动就可以在坐具、卧具之间自由转换,能够同时满足就坐和就寝的多功能的榻是中国最古老的家具之一。而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榻也有不同构造的演变,如短榻、罗汉床、架子床、跋步床、炕等。
图1山东安丘出土汉代石版画,1982年,《文物》罗汉床三面有围子,这是它与其他床榻之间的区别。榻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但当时它只作为坐具被使用。在一些古代陵墓出土的石版画中会出现一些低台面、两侧有高围子的小榻,其中一件在山东安丘出土,描绘陵墓的主人:某位将军坐在榻上倚着扶手,武器安设于他身后的架子上,显示出尊贵的身份地位(图1)。根据东汉末年(公元25年~220年)、三国初年(公元221年~265年)刘熙编写的训解词义《释名》记载,只宜供一人休憩的低矮家具被称为“榻”。它可以在宴会中用于接待友人,但不及床那样放于卧室睡眠。费正清《汉到唐代壁画》中,描述的长榻则有较短的华盖,而安丘石版画中的小榻为拱肩直腿的做法,曲线拱肩。这两种构造与如今的家具有很大差别,它们原型都来自于商代时期(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且用于温祭酒的盉斝的器脚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
图2山西大同司马金龙陵墓出土的榻细节公元484年在山西大同司马金龙的墓中出土的木制屏风上,一位古代儒家的贤淑妇女就坐在三面高围栏的榻上(图2),每面围栏由木条围边内嵌十字板,束腰施雕饰,华美疏透,兼而有之。
而后由于椅子在中国古人的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流行,成为招待宾客的尊坐,而沙发椅便逐渐演变成了床榻。在一幅临摹五代画家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罕见的一件三围屏式罗汉床(图3),黑漆髹饰,三面有雕花高围栏,坐面低,出柱头,并有绘画装饰,榻前放了三张方桌用于放置酒杯和食物。这种造型只出现在那段时期,而它的来源是佛教石窟寺的U型底座。后世基本见不到了,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件从矮型坐具向高型坐具过渡时期的例证。
图3五代画家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罕见的一件三围屏式罗汉床图4韩熙载坐于椅榻之上,曲线边缘的低围栏避免了前者过于僵硬呆板直线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再看另一幅图画中,韩熙载坐于椅榻之上(图4),曲线边缘的低围栏避免了前者过于僵硬呆板直线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使宾客更易轻松自如的入座。这两种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的造型和比例都旨在供人或正坐或斜倚,但不能躺卧。
图5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辽墓中出土的辽代(916-1125)全尺米。《考古》1979年04期在宋、金、辽时期曾出现有云头腿脚的榻,根据它的尺寸判断,它既可以供人白天就坐,也可以供人夜晚就寝。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就曾在辽墓中出土过辽代(916年~1125年)的全尺寸木制床榻(图5)。顶部三面围栏皆为结实的攒接透空围子,前腿和束腰有雕花或绘饰,但并无下嵌底座。这类床榻我们很容易辨别其是用零件拼成的,因为它缺少真正的腿足。根据考古发掘报告描述,在云头脚之间有内嵌八个漆红的桃形点缀,它显然是派生自唐代(公元618年~907年)箱形结构的站台的装饰开口。
上世纪70年代初,山西大同市出土了金代(1190年)阎德源墓,墓中出土了各类随葬品90余件,仅木器即达20件之多,其中的床榻模型(图6)后背及两侧高度相同,榻面内嵌装长条榻板。
图6山西大同市出土了金代阎德源墓,墓中出土了床榻模型辽代和金代的这两件床榻,榻面与腿足都是相互独立的,没有整体统一的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上段各部分的连接均采用直角和直线条,看起来有些呆板,只有在支杆顶部的束槽内和辽榻角柱顶端出现了曲线,云头脚优美的曲线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云头脚在宋代(960年~1279年)风靡一时,但在此之后由于其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而渐渐被弃用。我们在现在留存的家具中无法找到它,但它偶尔会出现在绘画或木雕上,为研究我国木质家具的形制、工艺水平和家具的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图7“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经。豳风。七月》南宋十三世纪纸质手轴高29.7厘米长1371.6厘米。大都会博物馆JohnM.Crawford(顾洛阜)收藏1982年迪隆基金会捐赠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藏了一幅13世纪中国水墨画,它呈现《诗经》中的《诗经·国风·豳风》这首诗歌中不同季节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景(图7)。在描绘“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句诗时,描画了一个安然入睡的男子躺在一张床榻上,榻下有只跳跃的蟋蟀。此榻为三屏风式,围栏较高,束腰间饰有云头花纹。
图8元代版画插图《事林广记》(第四卷·耕织)中,人们坐于床榻上。在元代(1279年~1368年)版画插图的民生百科全书《事林广记》(第四卷·耕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元人在床榻上单足盘座时随便而舒适的坐姿(图8)。此榻为三屏风式攒接围子,靠背板绘有“卍”字图案。它的创新之处在于,侧栏相比背部变得更加低矮和轻薄。不稳定的云头脚也被四根粗大方腿所取代,改桌子的直帐为罗锅帐,以加强固定性。另有长脚凳,则保留了云头脚的式样。同时,由于没有与其他构件和谐得融为一体,因而也出现了类似的僵硬和缺乏统一性的问题。
图9明太祖的第十个儿子鲁王朱檀的陵墓中出土的“五屏风式罗汉床”模型只有在明代(公元1368年~1644年)这个古典家具的黄金发展时期,椅榻才得以被完善。这样的完美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我们在最早可推移到1389年,我们在明太祖的第十个儿子鲁王朱檀的陵墓中出土的文物中就可以找到(如图9)。这座陵墓在艺术史学学术界非常有名,因为从中出土了一件元初著名画家钱选(公元1239年~1299年)罕见的莲花题材作品。
朱檀的陵墓中出土的椅榻攒框围子,背部由三块屏风组成,中间高,两旁低。每块屏风由七块对称排列的木板组成。侧边比背部稍微低一些,为“一木连做”。工匠们在使背部与整体结构和谐统一上花尽心思。比如,正面围子与侧面围子边缘对齐。每块镶板都有丰润的倭角,使人的视线转移至腿足之间。这种装饰最早出现可以追溯到南宋(公元1127年~1279年),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馆藏的南宋画家苏汉臣(公元1124年~1163年)设色绢本团扇画《妆靓仕女图》中可以找到。
随着时间推移,低矮的脚凳演变为与椅榻相同的长度。而榻上都围有木制框架,它的作用是悬挂幕帘,保护晚上就寝的隐蔽性。这种构造类似汉朝时礼仪所用的框架。
明末物质文化鉴赏家文震亨(公元1585年~1645年)在他的《长物志》的杂论中写道:
更有元制榻,长一丈五尺,阔二尺余,上无屏者,盖古人连床夜卧,以足抵足,其制亦古,然今却不适用。
文震亨把这样的家具称为“榻”,这是明朝时期常用的叫法。而王世襄把它叫做“罗汉床”是后来的工匠们的叫法。在养生专著《遵生八笺》1951年的序言中高濂提到过三面有屏的竹榻,但其没有冠层床的天蓬。明代屠隆(公元1542年~1593年)在文房清玩杂论《考槃馀事》中曾描述过短榻:
三边有立柱,背部稍高于两侧边。
这种背部稍高的风格是在古代存留下来的家具中最常见的式样,这样的比例的确更为协调优美。
1609年在明朝的“天”、“地”、“人”百科式图录类书《三才图会》中,王圻曾描述过这样的一件榻:
蝶形圆角,背部为有绘饰的竹木,软垫座,低矮的马蹄形脚。
图10明代的文人画常出现人物隐蔽在花园中闲坐于榻上的情景可见,明代的文人画常出现人物隐蔽在花园中闲坐于榻上的情景(图10),值得一再研究。
著名的清代中国画技法图谱《芥子园画传》(王概)中就有呈现一件配有脚凳的榻。这些文献中列举的皆三面有围子,而在1436年(明英宗正统元年)出刊的《新编对相四言》中描述的一件类似家具,三面有围子,一面开口,上边缘有装饰,背部由中间高两边低的三块木板拼成。1967年傅路德在位此书作序时改称其为“床”。(未完待续)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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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明代住宅》张仲一1957年北京建筑工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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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过去,木材价格曾是商家最敏感的“商业机密”。由于木材原料的非标特性,市场上缺乏统一的木材价格和商品定价标准。卖家做生意掌握不到市场行情,买家拿货不辨真伪虚实,市场缺乏诚信和规范,一度非常混乱。
2010年,广东鱼珠国际木材市场率先开始编制木材商品报价标准,规范木材商品价格。随着涵盖了108个代表品价格指数的“鱼珠·中国木材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国内木材行业第一次有了统一的报价标准和商品报价规范。
如今,电子商务来势汹汹,木材行业传统经营信息滞后、方式粗放的弱点再次被放大。与此同时,国内经济放缓,房地产市场遇冷等因素造成木材行业市场动荡,bob半岛平台官方 资金匮乏、抗风险能力差等问题愈加突出,传统木材批发市场面临转型升级。
在编制鱼珠木材价格指数的基础上,鱼珠国际木材市场还整合现有网络资源,打造了全新的电子交易平台“”,提供仓储监管、物流配送、交易结算等配套服务。与此同时,鱼珠国际木材市场还将进行价格指数金融化、期货化的探索,为行业发展提供融资平台。
鱼珠国际木材市场的探索能否为传统木材批发市场转型提供新思路?其价格指数的金融化、期货化能否为“新常态”下广州的经济转型带来新启示?“广州价格”指数系列观察第三期将走进木材交易之广东鱼珠国际木材市场,寻找广州经济发展新思路。
对话
广东省木材行业协会会长、广东鱼珠国际木材市场总经理张健民:
5年内整合全国10个木材市场的数据
南方日报:鱼珠木材指数运行4年以来,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张健民:从小的层面来说,鱼珠木材价格指数的发布打破了木材行业的价格封闭,使市场运行更规范、有序,鱼珠国际木材批发市场在木材行业的龙头地位也更加巩固和提升。
而从大的层面来说,鱼珠木材价格指数打造了广州、广东在世界木材交易市场的价格话语权。编制和发布价格指数,也进一步提升了广东省、广州作为国家经济发展重要省份、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竞争力、经济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是建设广州国际商贸中心的重要支撑。
南方日报:鱼珠国际木材批发市场上的交易品种超过3000种,为什么价格指数只涵盖了其中的108种?
张健民:当时,在专家组的指导下,鱼珠木材市场根据长期经营情况,按照各种木材商品的交易量和经营的稳定性,同时考虑到市场商品的分类情况,选定交易量大、经营较稳定、在各大类均有分布的108种商品作为鱼珠木材价格指数代表商品,这108种商品在鱼珠木材市场历年交易量统计中占总成交量的70%到80%。
从这4年来的运行效果看,经过连续动态的系统数据与市场行情比照分析,鱼珠木材价格指数与市场运行情况吻合,真实地反映了木材市场价格变动和交易走势,同时结合指数分析,能够更直观通俗及时地通报市场行情,深受行业欢迎和好评,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用户的信赖和支持。
南方日报:您提到鱼珠正在与大连商品交易所展开价格指数金融化研究合作,能否详细介绍下目前合作的进展?
张健民:在金融产业支持实体经济的背景下,2013年我们和大连商品交易所签署了《开展木材行业价格指数及其期货品种研究战略合作协议》,拟通过编制能够反映木材价格走势的中国木材系列指数(以下简称中木指数)为木材产业链与相关群体提供价格指导,为国家宏观经济监测提供参考信息,也为相关林业管理部门提供监管依据。
从有效服务木材产业链实际需要出发,中木指数项目编制定位既要尽可能贴近木材产业实际,又要充分体现出指数自身的金融属性;既要做到对木材实体产业的支持作用,又要力求便于金融业和其他投资群体接受。通过木材价格指数的编制,及其金融衍生产品的推广,有助于木材产业得到更多的关注,以期有效推动中央关于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政策在木材产业的具体落实,促进木材产业的发展。
南方日报:随着鱼珠木材价格指数影响力和关注度的逐步提升,未来还将针对指数本身做哪些完善,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张健民:今年十月份,我们与上海福人木材市场、四川大西南木材市场合作,共同打造中国木材价格指数。同时,我们还与河北联信汇业达成合作协议,进一步将指数数据采集范围扩大至河北、浙江、福建等地。
2015年鱼珠木材指数系统升级完成后,指数数据覆盖面将扩展到上海、四川、福建、河北、浙江、山东等地,鱼珠木材指数的代表性、权威性、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对行业的影响力和作用将更加突出。我们计划在5年内完成全国10个木材市场的数据整合,指数市场交易量占全国交易总额的70%以上。
另外,借助指数的影响力,我们还成立了广东鱼珠木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运营指数,探索指数运作新路子。同时,准备与中山大涌镇政府合作,建立“广东中山大涌鱼珠木材产业园”,共同构建和发展大涌红木价格指数,将鱼珠指数的影响力进一步发扬光大。
南方日报:能否预测下未来木材行业市场走势?
张健民:由于全国森林有效供给与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的矛盾不断加剧,致使国内木材对外依存度持续增大,未来十年,国内木材对外依存度或将超过50%,供给紧张、价格攀升是国内木材市场总体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形势逐步发展和市场日趋成熟完善,今后的木材现货批发市场竞争将是大型专业市场之间的竞争,通过并购重组方式形成产业集群将是木材行业发展的长期趋势。
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密不可分,互联网与产业经济的融合也越来越紧密,电子商务也是未来木材行业发展的趋势。
过去:要买到称心如意的木材全凭运气
由于同一品种木材不同产地的叫法和品质都不同,价格自然也不同。那时候,一旦客户砍低价格,有些商户就会耍小聪明,拿劣质的木材卖给客户。整个市场缺乏诚信,客户买到称心如意的木头全凭运气。
“中国木材看广东,广东木材看鱼珠”。早在21世纪初期,鱼珠木材市场就完成了从木材生产加工端到木材批发流通端的产业调整,并迅速确立了其在省内乃至全国木材批发市场的影响力。但由于木材批发市场缺乏统一的商品报价标准,商品价格存在名称、分类、规格、质量、等级混乱等问题,最初的木材批发市场并不规范。
“就拿红木中的黄檀来说,就有五属八类,包括越南黄檀、微凹黄檀、交趾黄檀等,当然这些都是现在规范后的名字。那时候虽然有这些品种但也没有统一的名字和叫法,更别说统一的价格。”鱼珠国际木材市场的客户经理温丽芬说。
在鱼珠国际木材批发市场做了10年生意的老商户温志勇则告诉记者,彼时,什么木材卖了什么价格大家都不清楚,熟悉的卖家之间会相互“透风”,商量着来定价,而买家则完全被蒙在鼓里。
“由于同一品种木材不同产地叫法和品质都不同,价格自然也不同。那时候,一旦客户砍低价格,有些商户就会耍小聪明,拿劣质的木材卖给客户。整个市场缺乏诚信,客户买到称心如意的木头全凭运气。”温志勇回忆说。
詹增发同样是“游走”在鱼珠国际木材市场近10年的老生意人。他告诉记者,木材买卖是非常传统的生意,低买高卖,随行就市。但过去木材价格缺乏透明度,市场走势难以判断,木材生意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老挝大红酸枝(交趾黄檀)曾经卖到每吨30万元,后来有段时间每吨价格一天掉一万元,2个月内价格掉了一半。”詹增发说,前些年曾经一度出现了部分木材价格大跳水的市场混乱局面。
“市场不规范,生客不敢轻易下手,都要靠熟客来推荐。”温丽芬说,那时候大部分商户都在做熟客生意,价格和交易量绝对是他们的“商业机密”,商户之间缺乏沟通联系,市场不活跃,相对封闭,限制了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品牌的塑造。
直到2009年前后,木材行业终于有了统一的商品名称和报价标准。在市发改委和物价部门的统筹下,鱼珠国际木材市场联合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开展《中国鱼珠木材市场商品报价标准》及鱼珠木材价格指数的编制,将鱼珠木材市场交易商品分为红木、原木、锯材等13个一级分类和21二级分类,并选定了108种常见交易和交易量较大的木材代表品编制鱼珠木材价格指数。
在温丽芬看来,鱼珠木材价格指数是一个分水岭。此后,鱼珠国际木材批发市场得到进一步的规范,价格信息也更加公开透明,交易乱象得到了纠正,鱼珠木材市场也通过价格影响力树立了在国内木材批发市场的龙头地位。
现在:世界木材交易要看“广州价格”
当然,鱼珠木材价格指数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远不止于国内。世界木材现货交易指数仅鱼珠一家,这意味广州价格的话语权得到极大提升,世界木材交易都要看“广州价格”。
“木材生意是做行家生意。”现在,温志勇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告诉记者,过去因为价格不透明,买卖双方进场扯皮,卖家开价10000元,买家能砍到5000元,大家彼此没有互信,生意并不好做。而现在有了价格指数,价格和交易量清晰可见,市场更规范,生意反倒比以前好做。
鱼珠国际木材市场的信息部经理巫素萍介绍说,早在2006年,鱼珠国际木材批发市场就打算编制价格指数。但由于缺乏分类和报价标准,鱼珠国际木材市场先是花了3年时间来制定商品报价标准,“在商家的配合下,鱼珠木材价格指数每天进行全面的价格和销售量数据采集和发布,现在什么品种什么价格,涨了多少,跌了多少,卖了多少都一清二楚”。
广东省木材行业协会会长、广东鱼珠国际木材市场总经理张健民则给记者讲了这么一个案例:一个专门进口大宗非洲黄花梨(学名非洲刺猬紫檀)的商家,由于价格突然走低,手头1000多万元的货物陷入滞销。商家非常着急,本想低价处理止损,后来知道了价格指数。根据当时指数预测,春节后非洲黄花梨的价格就会回升,于是咬咬牙又等了一段时间,后来果然价格止跌上扬,该商家也逃过了一劫。
张建民表示,鱼珠木材价格指数系统还建立了指数超警戒值警示系统,可及时对交易期间木材价格和交易异动情况作出警示,成为指数分析应用的重要工具。通过指数分析,还能直观系统地对行情走势进行解读,对未来走势进行预测判断,对库存情况进行披露,指导市场和行业经营,控制经营风险。
去年,鱼珠国际木材市场相继接待了郑州、大连、武汉等国内城市商品交易所及物价部门的参观学习。“他们目的很明确,就是来看鱼珠木材价格指数,这是全国商品交易指数化的模范。”温丽芬说。
当然,鱼珠木材价格指数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远不止于国内。世界木材现货交易指数仅鱼珠一家,这意味广州价格的话语权得到极大提升,世界木材交易都要看“广州价格”。“鱼珠木材价格指数成为了国内外木材市场的晴雨表,鱼珠国际木材市场成为了木材现货交易的标杆。”张健民说道。
2012年,“鱼珠木材价格指数”已经通过国家发改委组织的专家组评审,升级为国家级木材价格指数,并同步于广东价格指数平台、广州价格指数平台运行。根据鱼珠国际木材市场提供的数据,目前国内外有近20万会员关注“鱼珠木材价格指数”走势,查阅木材交易价格信息等,并以此作为木材市场定价、调整经营品种、控制库存的重要依据。
探索:让指数成木材市场转型升级的推手
行业市场的大动荡再次暴露了木材行业传统经营模式信息滞后、资金匮乏、抗风险能力差的弱点。他们开始思考:在行业内拥有巨大影响力和关注度的价格指数能否成为传统木材批发市场转型升级的推手?
2013年始,国内木材行业出现“爆炒”现象,至2014年下半年价格又开始“爆跌”。据鱼珠中国木材价格指数监测,去年5月鱼珠木材综合指数报收133.91点,今年4月涨至历史最高位163.12点,同比涨幅达21.8%。而今年下半年,木材价格再次急跌,11月份鱼珠木材综合指数较4月份下跌了8.47%。
行业市场的大动荡再次暴露了木材行业传统经营模式信息滞后、资金匮乏、抗风险能力差的弱点。也让鱼珠国际木材市场的管理层开始思考:在行业内拥有巨大影响力和关注度的指价格指数能否成为传统木材批发市场转型升级的推手?
张健民告诉记者,鱼珠国际木材市场的第一步就是依托价格指数,整合现有网络资源,打造了全新的电子交易平台“”。他设想中的模式是依托实体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开展仓储监管、计量检测、价格评估、物流配送、交易结算等配套服务。
尽管目前许多环节还没有完全实现,但凭借鱼珠木材价格指数的关注度和影响力,“”目前的年均线上挂单木材货值约300亿元,2013年撮合交易8亿元,2014前三季度累计撮合交易10亿元。“我们正在打造木材现货交易平台和木材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通过五年的发展,实现电子交易超100亿元的目标。”张健民的话语之中,释放着豪气。
不仅如此,鱼珠国际木材市场还有一个更大胆的设想:研究鱼珠木材价格指数的金融衍生品,为行业直接带来经济效益。
张健民告诉记者,今年6月份,鱼珠国际木材市场与大连商品交易所共同成立专项课题组,在鱼珠木材价格指数的基础上,进行指数金融化、期货化的可行性的研究,制定木材指数期货品种方案,通过调查研究形成木材指数期货合约并积极推动上市交易。
据他透露,针对全国木材市场的调研工作已完成,初步确定了木材期货指数代表商品数量、信息采集办法及地点、指数编制方法等,计划12月底完成指数编制工作。
“通过木材价格指数的编制,及其金融衍生产品的推广,为行业提供融资平台,也让木材产业得到更多的关注。这也是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在木材产业落地的很好例证,对木材产业的转型升级是有力的促进。”张健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