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民间收集“破烂”创立博物馆藏品估值超2亿\黄花梨鉴藏：喜有暗香侵

广西贺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族群迁移聚居的地区，也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吴越文化与岭南百越文化最早的交汇地之一。这里生活着汉、瑶、苗、壮等18个民族的20多个族群，光有方言就达到20多种，再加上各族群多姿多彩的服饰、建筑、饮食、歌舞、信仰和礼俗等独特文化，是“南岭民族走廊”族群文化宝库，更是天然的文化博物馆。

贺州木雕艺术源远流长。自秦始皇统一岭南至明清，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二十多个族群迁居贺州。在贺州民族文化博物馆，可以看到贺州明清至民国时期木雕工艺作品2000余件，涵盖六大门类一百多种，包括门窗、家用器具、神龛、神灵、面具及牌匾。

在生产生活与民俗文化展厅，我们可以看到各族群生产用具、生活用具、宗教用具、服饰工艺品、度量衡展、种类完整的芦笙展、民间文献等文化实物2300余件，展馆还收藏录制各种民间节庆、婚礼、度戒仪式和歌谣等声像资料光盘200多张。而图片上这个东西是古人用于养蟋蟀防贼的，在里面养了蟋蟀然后放在院子里，夜晚当有人经过时蟋蟀会停止叫声，自然也会引起主人家的注意和防范。

而这件展品是最早的捕鼠器，看到这个真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人的聪明与智慧。

在契约文书展厅，有展出150余件契约文书，从清代乾隆年间至民国时期，内容上涉及土地、田塘、林木、房屋等的买卖或租赁，有白契，也有经官方认证盖有官印的红契。还有100余件手抄文献，在内容上有宗教经书、歌谣、戏曲唱本和诗词等，这个展厅共搜集了当地契约文书3000余件。

在矿冶钱币展厅，我们可以看到自汉代到新中国成立后贺州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材质的钱币与矿冶遗址出土文物354件。展品中最具特色的有贺州上寺冶金铸钱遗址出土的铁钱、中国货币史上极为特殊的一种钱币:夹锡铁钱；宋代梧州元丰监遗址出土的几种年号钱；五代十国用来铸钱的铅锭以及南明王朝的各种钱币以及民国时期广西各地印刷的纸币，让人大开眼界，大涨见识。

杖头木偶戏，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独具特色。古代称为“杖头傀儡”、“傀儡子”、“弄傀儡”、“傀儡戏”等，与提线木偶戏、布袋木偶戏、铁枝木偶戏并称中国四大木偶戏。贺州民族文化博物馆也收藏有一批形象生动的木偶人，都是在处于濒危状态中收集而来。

贺州民族文化博物馆，最具看点的是族谱展厅。这里共收录自清至当代族谱共6500余册，其中包含汉族、瑶族、壮族等民族共108姓756个家族家谱，地域覆盖长江流域的四川、云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及珠江流域的广东、广西等主要省区。族谱展厅收藏、保存的族谱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居华南、西南地区之首，可详细了解各民族渊源与发展。

为了抢救、保护、传承、宣传和展示南岭民族走廊多民族多族群多彩的文化遗产，贺州学院博物馆从2007年筹建开始，在该校李晓明教授带领下，经过多年艰苦努力，深入贺州的崇山峻岭，采集到各族群文化实物15000余件，矿冶与钱币文化实物3000余件，这些在民间视为随手一丢的“垃圾”，在李教授团队眼中却是珍贵宝贝，他们通过收集、整理、展出，成为研究贺州历史文化不可复制的宝藏。目前据说展馆展品估值已超2亿元。

二、关于明清黄花梨家具品种的鉴别问题

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典型的家具品种，把这些典型品种发掘出来，对于黄花梨家具的鉴别将有着重要作用。在此仅以折桌与折叠桌作一说明。

《鲁班经》为我们认识明代万历时期的家具提供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其中对折桌有这样详细的记载：折桌的“框为一寸三分厚，二寸二分大。除框脚高二尺三寸七分整，方圆一寸六分大，要下梢去些。豹脚五寸七分，一寸一分厚，二寸三分大，雕双线，起双沟。每脚上二榫，开豹脚上，方稳不会动。”折桌的实物并不多见，但从所见遗物中不难看出，其年代都较早。见有黄花梨折桌一件(图1、图2)，折桌长100厘米、宽100厘米、高86.5厘米，形制较为宽阔；桌腿可以拆卸，形成高桌与矮桌两种可供使用的形式；上部是有束腰、三弯腿矮桌，足端外翻，牙板上是简练有秩的？门式花牙；下面圆型的案腿形式，分别由三横档固定两腿为一组，腿的上顶端高矮各有一露榫，分别固定于矮脚上。此桌的制作年代应不会晚于明代。以后常见有“展腿式”半桌，应该是前者的滥觞，故大多保持着其形体的外部特征。例如，上海博物馆有黄花梨展腿式半桌一件(图3)，长l04厘米，宽64.2厘米，高87厘米。这种形制的桌子比较特别，上部是矮几的形式，然后装上了4条圆柱础式长腿，显然是折桌固定后的一种造型。因此，这种品种的形成年代不会早于前者。这件半桌具有富丽的雕刻纹样，束腰浮雕几何花纹。在壼门牙子上，深雕双凤朝阳与祥云，另有角牙雕螭纹，在展腿的上端雕卷草纹，腿与桌面下的托档与卷云纹霸王枨相连接。显然，这类展腿式的半桌，做工考究，精而不艳，繁而不俗，独具匠心，是一件十分精美的家具，它与折桌有异曲同工之妙，应是明末或清初期的作品。

《遵生八笺》是我们研究明代文人用具的重要文献，其中有关于折叠桌几的记录：“二张，一张高一尺六寸，长三尺二寸，阔二尺四寸。作两面折脚活法，展则成桌，叠则成匣……其小几一张，同上叠式，高一尺四寸，长一尺二寸，阔八寸”。雍正元年，在养心殿造办处的有关档案中，有多处提到对这种形制的“花梨木折叠桌”和“楠木折叠腿桌”进行修缮的记录。这类桌、案或几，都以方便携带、使用便利为优点，且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灵巧、工艺精致，是一种较早形成的产品类型。这里可举黄花梨折叠式平头案为实例(图4)，此案面长208.6厘米、宽63.5厘米、高85.8厘米。做法是将案每侧的两足用3根横档连成一个可装可拆的构件。安装时把两足之间上部横档贴近案面下的穿带并插上活销，拆时则拔出活销；两边牙板两顶头都设置圆轴榫，用它插入案面端头厚板的轴空内，拆下案足，牙板可通过轴榫的转动而卧倒。竖起牙板仍用夹头榫夹住后将足顶头榫舌装进案面大边的卯孔即完成。此案也应是明末时期的制品。

随着时代文化风貌的变迁，一代又一代的黄花梨家具次第出产，展现在今天的世人面前。对黄花梨家具制作年代的鉴别，及其工艺、结构、装饰等等方面的考察，需要梳理它的历史发展脉络，作总体的把握。起初，黄花梨家具就浸染了文人家具的基调，在创立初年，“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2]，纯正地体现着当时文人的审美趣味。明末清初以后出现了转折，渐趋市俗化，体现在家具上每每加以“雕饰文绘”。在《长物志》的记载中，作者就把文人使用的家具标准与媚俗虚张的市侩观念作了对比，并深感担忧时人“心手日变”的趋势。入清以来，许多文人在家具中也提倡“新奇大雅”，在原先已有的形制之外，更注重倡导家具的新颖和实用功能，以便能更多地满足日常生活的使用和需要。此时清式风格的家具已经萌发而流行，这也使当时的花梨木家具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清代中期清式家具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黄花梨家具作为一种独特的家具风格在清式家具的映衬下，其格调显露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趣味。无论在贵族还是在文人生活中，黄花梨家具在当时都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毕竟已是强弩之末，不入社会主流，此时的黄花梨家具制作多为古代花梨家具形制上的模仿。

因此，在中国木作工艺鼎盛的清代中期，虽然也有黄花梨木材使用，但黄花梨家具制造在形式上却表现出明显的程式化倾向，很多家具虽装饰上华丽，却缺少原有古朴的韵味和气质。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对黄花梨家具品种进行鉴别时必需具有的历史认知。

(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