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罗汉图中的家具：奇异之美\欧洲锯材在中国木材市场的销售价不断下降
宋代家具研究
文/邵晓峰编辑/陈桂湖
邵晓峰核心提示>>>
宋代罗汉图像中的家具形象对于今天的艺术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来说亦不无启发性，不但可以弥补我们图像知识之不足，丰富我们的想象力，而且可以利用当代家具行业精良的制造能力使一些看似奇异的罗汉所用的家具成为现实，拓宽世人心目之中的家具概念与呈现方式。
罗汉图像于中晚唐兴起，于五代、宋元盛行，传承至明清时期。其鼎盛期以两宋时期最为突出，这一时期的罗汉图像中的家具形象具有奇异性、现实性与文人性并存的基本特征。
李嵩《罗汉图》中的长凳与香几
图1南宋李嵩《罗汉图》，绢本设色，纵104厘米，横49李嵩（1166-1243）是南宋著名院画家，其《罗汉图》（图1）中所画长凳与香几异常精美，不仅体现在做工与装饰上，还体现在奇特的造型上。
图2南宋李嵩《罗汉图》中的长凳线描图罗汉所坐长凳（图2）出于李嵩的精心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因为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很难制作完成的一件独特家具。它除了周身布满精致的卷草纹、团花纹以及小壸门洞内含云头纹之外，最奇妙的是凳足的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它没有遵循传统壸门托泥式独坐榻的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法，而是在四角安放了四足，但足与凳面与牙条的连接没有按常规的椅、凳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方法，而是接触连接面很小，近于现代的金属焊接法。
由图中的一些细节可见，很难以现实的榫卯相连，即使有榫卯，以木质的强度而言，也很难承受人的体重。四足坐具的通常做法是将四足安放于坐面内的接近四角之处，不管其距离边角多少，都是以能否正常安排榫卯之法为宜，但李嵩所画形象体现的是四足大部分设于坐面之外，与坐面边角的连接处甚少，这样自然会引起实际使用者在安全性上的担忧。另外，足上端高出坐面约6cm（按比例折合），这些部分俨然成了重要的装饰元素，也是一种罕见做法。
图3南宋李嵩《罗汉图》中的香几线描图画中香几（图3）也显得与众不同，其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的核心元素是六边形（这与前述长凳的足断面是一体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几首、几身、几座，同样是围绕着六边形来展开。在几首与几身之间有一个由若干逐层变化、复杂而精致的装饰单元构成的较为复杂的束腰。几首是几发挥基本功能的部位，其中的几面主要用来承载香瓶、香炉之类的焚香器具，画中的几面周围有围栏，其结构有两层，形同楼阁中一个六边形带围栏的观景台的微型版。许多宋代家具结构源于建筑是自然的，但是在几面上做这种尝试是极为少见的，至少笔者在后来的明清家具中尚未见过。
由此可以看出李嵩在实际作画时的别具匠心。对于这两件家具（长凳与香几）在画中的安排，有两种可能：一是李嵩通过实际观察而得，香几虽复杂奇特，但是被加工制作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就长凳而言，也许现实中的确存在，只是李嵩在美化处理时过分夸张了奇特性而忽略了结构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二是源于李嵩的想象，他以大胆奇妙的艺术构思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了这两件家具，其出彩的关键之处主要源自他的天才创造。
其他宋代罗汉图中的家具
在其他现存的一些宋代罗汉图像中也反映了一些独特的家具形象，譬如南宋周季常《五百罗汉·应声观音》（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南宋佚名《六尊者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佚名《写经罗汉图》（国内私人藏）、南宋佚名《罗汉图》（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均有一定的代表性。下面我们以南宋佚名《罗汉图》（日本静嘉堂文库藏）作具体解析。
图4南宋佚名《罗汉图》，绢本设色，纵131.1厘米，横56此幅南宋佚名《罗汉图》（图4）中的罗汉坐椅将一种繁复美发展到极为奇特的地步。此椅靠背较低，无扶手，水平搭脑出头后向上弯曲为牛角状（这是宋元较为流行的牛头椅形式的新变化）。椅披图案繁密，坐面边缘及其足间形成的壸门劵口在装饰上也是尽可能地发挥了云纹的复杂变化。虽然图像是平面的，但是通过画家的细致描绘，可以看出其间的浅浮雕与彩绘是相辅相成的。另外，椅足间有细枨，足在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上也独具匠心，使上述云纹的复杂变化一直贯穿到足底，呈近45度倾角下斜，而且两两相对（后足之间除外）。这种椅足的变化形式在家具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它为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与制作增添了巨大难度，也为时人与后人提供了一份别样的审美观念与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
图5南宋佚名《十六罗汉像之三》中的树根凳，原画绢本设色，纵129厘米，横66厘米（日本高台寺藏）。如果说，这件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的南宋佚名《罗汉图》中的罗汉坐椅是精美奢华的典型代表，那么其他一些《罗汉图》中的家具则有自然质朴之美。譬如，日本高台寺所藏的南宋佚名《十六罗汉像之三》（图5）、《十六罗汉像之四》（图6）和《十六罗汉像之八》中的树根坐具就是一种自然质朴美的代表。具体而言，《十六罗汉像之三》中的树根凳古朴奇崛，利用树根的粗壮部位作为凳面，以树根的分叉作为凳足，凳面上铺有织物坐垫，这些和罗汉奇伟独特的形象颇为统一。《十六罗汉像之八》中正在搔背的罗汉也坐在类似的树根凳上，自然拙厚，颇具意趣。
图6南宋佚名《十六罗汉像之四》中的树根靠背椅，原画绢本设色，纵129厘米，横66厘米（日本高台寺藏）。《十六罗汉像之四》中画的也是树根坐具，在坐具后面向上蜿蜒出虬龙一样的树根，构成靠背，形若天成。虽然其坐面及以下的造型与前述两凳相似，但就家具分类学而言应属于树根靠背椅。图中罗汉使用的竹杖斜靠在树根靠背椅上，这种竹杖是使用筇竹制作而成。
在中国古代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史上，对于这种树根材料上的独特审美观由来已久。对自然山水的喜爱，开发天然材料的审美价值是历代许多文人的嗜好，比如对竹材的开发，对怪石的欣赏，对大理石的使用，对树根、树干等天然木的利用等均具体地反映了这一点。
奇异性、现实性与人文性
通观目前所见绘有家具的宋代罗汉图像，首先会给人形成一个突出印象，即不但罗汉形象奇异，而且在描绘与其相适应的环境与器物时也具有奇异性。
奇异性的来源既有可能是现实生活，是画家通过对生活的观察而描绘出来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出于想象，虽是源自画家的想象，但是无论如何驰骋想象，其现实的基础是存在的，即图像中或多或少均会留下实际生活的痕迹。因此，虽然一些宋代罗汉图像中别具匠心的家具不可能全部源自现实，但是它们诞生的源泉应当是非常丰富的，当时佛教环境中的家具形象（既有实际生活中的，也有前人图像中的）给予画家的参考与启示一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代罗汉图像中的家具形象对于今天的艺术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来说亦不无启发性，不但可以弥补我们图像知识之不足，丰富我们的想象力，而且可以利用当代家具行业精良的制造能力使一些看似奇异的罗汉所用的家具成为现实，拓宽世人心目之中的家具概念与呈现方式。
其次，纵览前述宋代罗汉图像中的家具形象，虽然具有奇异性，但是也并不缺少现实性。其家具及其陈设环境的基本特征还是基于当时实际的，符合于当时高坐起居开始普及的时代特征，多数在功能上可以满足于实际使用的需要。譬如，刘松年在《罗汉图》中凭借其独具的匠心，使罗汉舒适地坐在藤墩上，还通过在其背后增设屏风这样的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构思使罗汉身处于现实的环境之中而进入了人间，屏风的后面还绘有芭蕉，以浓厚的石绿设色。宋人在描绘重要人物的图像之中多在其背后画有屏风，刘松年在《罗汉图》中也运用了当时流行的现实性衬托手法。颇有趣味的是，图中的罗汉还脚穿一双“人字拖”，这在今天十分流行，这些均使《罗汉图》成为一种生活化的图像。而旁边执经问道的僧侣体态很小，这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地位与等级关系为基础去描绘的。这些均增加了罗汉图像及其家具的入世性特征。
再者，宋代罗汉图像中还显示出家具形象的文人性。我们从宋代罗汉图像中所看到的朴素的藤墩，不加漆饰而露出木纹的玫瑰椅（折背样），天然树根坐具，饰以水墨山水图像的屏风，罗汉所处的优美的山水，这些均与宋代文人崇尚简朴自然的审美息息相关，显示出浓厚的文人性。
宋代罗汉图像中的家具之所以精美绝伦、结构精准，与图像作者的独特经历密不可分。比如，李嵩是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经做过木工，史书记载他“颇达绳墨”，可见干得较为出色。后来，他有幸成为南宋画院待诏李从训的养子，并从其学画。李嵩工山水、人物、花鸟，尤精界画，堪称全才型画家，题材从宫廷到民间、从城市到农村、从生产到生活、从吃喝到娱乐、从仙山到龙宫、从历史到现实均有所反映。所作既有精工鲜丽之作，如《明皇斗鸡图》《花篮图》等，也有白描风俗画，如《货郎图》等。
他历任南宋光宗、宁宗、理宗三朝（1190~1264年）画院待诏近60年。也许正由于有着扎实的木工基础，对家具等器物的材料、工艺、造型、装饰等了如指掌，所以他在创作（或写生）画中家具时才能够游刃有余，即使精工细作，也不死板，给后人留下了技巧高超、奇绝精美的宋代家具“效果图”，实属难能可贵。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欧洲和俄罗斯锯材主要用于家具和装修等领域，受北美铁杉国内价格影响和樟子松加工锯材影响非常大，6月份，俄罗斯樟子松锯材大约1250-1300元/m³，因此欧洲锯材在中国的销售价不断下降，从2500元/m³降到当前的1900元/m³。
另外，日本木材进口中国不断增加，2015年1-5月增加了65%。日本锯材出口我国将不断增加。
定向刨花板方面，中国OSB价格不断下降，但进口量也不断增加，获利空间不断压缩。结构用材增加更加明显，装饰OSB用量有一定提高。
宋代家具研究
宋代土豪们的“金棱七宝装”家具
文/邵晓峰
编辑/陈桂湖
人物名片
邵晓峰，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的“首届江苏青年社科英才”、江苏省政府“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学术领军人才。南京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江苏省青联常委、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江苏省社科联理事、江苏省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南京大学中华图像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导，艺术学院美术与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研究中心主任。
导语
在今天的古典家具市场上，虽然明式家具名声显赫，在国际上的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地位崇高，但是更好卖的依然是装饰复杂的清式家具，这与当下国人的欣赏水平密不可分。实际上，华丽富贵与清新雅致的两种审美在每个时代均是存在的，即使是在人文艺术高度发达的宋代也不例外。
核心提示
虽然宋代家具在总体上趋于方正简洁，但是并不排除少数土豪在家具装饰上的穷工极妍，奢华无度。据《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两浙节度使钱惟濬进贡“金棱七宝装乌木椅子、踏床子”等物。从“金棱七宝装”的措辞来看，说明这些乌木家具使用了复杂的加工工艺以及珍贵的材料，视觉效果想必是极为富丽的，这和当时太祖提倡的节俭国策是背道而驰的。
装饰简素的宋代家具
对于多数的宋代家具而言，其中纯粹作为装饰的部分是不多的，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宋代文人家具以及民间家具上。当然，这时家具的一些结构部件在具备结构与造型意义的同时，实际上也体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装饰性所在。以桌子为例，虽然它的一些结构部件（如足、枨、矮老、牙头、牙条等）的组合主要是为了使桌子坚固耐用，有时它们本身十分朴素，无任何装饰，但它们的有机组合却往往能产生独特的节奏美与韵律美，这些美自然也是家具装饰美的种类之一，而且这种装饰美也影响了后来的明式家具。在承具、坐具的装饰上，宋代家具与明式家具在功能与形式的统一上所达到的层次是那么的“亲密无间”，因此，自然朴素的观念不仅左右着宋人，也同样影响着明人，正是这两个时代的文人对这种独特的装饰美的态度造就了宋代家具与明式家具的成功。
不可否认，宋代家具装饰中当然也有为了装饰而装饰的，这样一来，装饰的象征、显示、炫耀功能成为了主体，这主要表现在当时的皇室家具、贵族家具与少数宗教家具上。
宋代的家具装饰和材料有一定关联，以普通材料制作的家具一般以实用为主，装饰少。而以高档材料制作的家具在立足于功能基础上，点缀以恰当装饰，虽然少数也有繁琐装饰，但在总体上宋代家具是偏于精简的。这一方面源于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观念（如前所述），另一方面也和当时政府的倡导有关，比如宋太祖就不事侈糜，崇尚纯朴，并注意表率作用。《宋朝事实类苑》载：“太祖服用俭素，退朝常絁衣裤麻鞋，寝殿门悬青布缘帘，殿中设青布缦”，“乘舆服用，皆尚质素。”这对于以后的宋代统治者不无深远影响。
图1《宋代帝后像•真宗后像》中的宝座典型特征：腿足为重要装饰处
和唐代相比，宋代家具的装饰要素有了新的变化，这为日后明式家具装饰上的丰富变化奠定了基础。宋代家具装饰的典型特征是与牙头、牙条、劵口、矮老、卡子花、枨子和托泥等结构件密切相连，而使家具既坚固耐久，又装饰恰当。腿足是宋代家具最重要的装饰处，我们熟悉的明清家具中常出现的三弯腿、花腿、云板腿、蜻蜓腿、波纹腿、琴腿和马蹄足等均有宋代的实物或图像流传下来。
在牙头与牙条的装饰中，云纹、水波纹、如意纹、几何纹和壸门装饰各显特色，而这些则是后来明式家具中的主要装饰纹样。此外，明式家具中常出现的卡子花在这一时期则以浮雕或透雕手法做出瓶形、四瓣花纹（如见北京房山岳各庄辽塔供桌）等变化形式出现。
作为明式家具重要装饰手段的线脚，是许多装饰线条与凹凸面的总称，多用于家具腿部与面板外缘。早在北宋早期，家具上已出现装饰线脚，比如河北巨鹿出土的北宋木桌的边抹与角牙都起有凹线，说明在那时运用线角已成为家具装饰的重要形式。当时家具的线脚乍看较简单，不外乎平面、凸面、凹面，线不外乎阴线和阳线，但是悉心观察可发现其中是有具体变化的，而剑脊棱（宁波南宋石椅）、冰盘沿（拜寺口双塔西夏木桌）、三棱线（金汤寨北宋墓石桌）等线脚的发展更为后来家具中线脚的丰富性做了探索。因此，在以后发展起来的明式家具中的线脚上，令人更可品味到自然舒畅的流动乐章，如线香线、捏角洼线等线脚，单纯、清晰、饱满，给家具增添了爽利的线性感。另外，有的宋代桌椅四足的断面除了方形、圆形外，还出现了马蹄形足面。
镶嵌也是宋代家具装饰的一种手法，如《十八学士图》中填嵌大理石的画案、内蒙古宝山辽墓壁画上以蓝色石材填嵌的条桌也反映了这种装饰，而明式家具中这种手法被运用得更为成熟。
金棱七宝装:少数土豪的奢华无度
虽然宋代家具在总体上趋于方正简洁，但是并不排除少数土豪在家具装饰上的穷工极妍，奢华无度（这种情形其实历代均有，明代也不例外）。据《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两浙节度使钱惟濬进贡“金棱七宝装乌木椅子、踏床子”等物。从“金棱七宝装”的措辞来看，说明这些乌木家具使用了复杂的加工工艺以及珍贵的材料，视觉效果想必是极为富丽的，这和当时太祖提倡的节俭国策是背道而驰的。另外，一些贵族富户也有以“滴粉销金”、“金漆”来装饰家具的。据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杭人好饰门窗什器》记载：“杭人素轻夸，好美洁，家有百千，必以太半饰门窗，具什器。荒歉既甚，鬻之亦不能售，多斧之为薪，列卖于市，往往是金漆薪。”有的贵族家具还要精雕细刻，如北宋《丁晋公谈录》记载：“窦仪曾雕起花椅子两把，以便右丞及太夫人同坐。”
图2南宋苏汉臣《秋庭婴戏图》中的鼓墩图3宁夏贺兰县拜寺口西塔出土西夏供桌在现存宋代家具图像中，南薰殿所藏《宋代帝后像》中的数件皇后坐椅（见图1）就被装饰得繁复华丽，而《六尊者像》、《张胜温画梵像》、《罗汉像》等宋画中的一些佛教家具也有讲究复杂装饰的。南宋苏汉臣《秋庭婴戏图》中的鼓墩（图2）则是漆器家具工艺精美绝伦、巧夺天工的代表者。就现存实物而言，宁夏贺兰县拜寺口西塔出土西夏供桌（图3）以及1986年出土于福州市茶园山南宋墓的剔犀菱花形奁（图4，径宽l5厘米，高l7厘米，福州市博物馆藏）也称得上工艺精湛、雕缋满眼的宋代家具的范例。
图4南宋剔犀菱花形奁（1986年于福州市茶园山南宋墓出土，福州市博物馆藏，径宽l5厘米，高l7厘米）虽然这些“金棱七宝装”一类的家具的审美倾向和宋代家具主流不一致，然而它们在这些复杂工艺上的锤炼与熟练技术上的积累无疑为日后明式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工巧基础。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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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邵晓峰编辑/陈桂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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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晓峰，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导，艺术学院美术与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政府“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学术领军人才、江苏省青联常委、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收藏家协会古典家具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南京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从胡床到交椅
在古埃及、古希腊与古罗马，折叠坐具的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十分成熟。古埃及第18王朝图坦卡蒙统治时期(公元前1336~1327年)图坦卡蒙陵墓出土的折叠椅，其造型成熟，结构完善，装饰精美，色彩丰富，并且具有靠背，根据后来的家具名词规范，可称之为交椅。而中国的交椅则是从胡床发展演变而来。
折叠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称为胡床，因为带了“胡”[1]字，表明是从北方、西方传来的。胡床又称交床、绳床，在整体上由八根木棍组成，坐面为绳联结，可以折叠，张开可坐，合起可提。还能在“马背”上“扎捆”，且操作简便，携带方便，适合马上民族使用，因此又叫“马扎”。从这种特点不难看出，胡床为经常迁徙的游牧民族常用，所以这种家具是从游牧民族传到中原来的。从史书上记载的汉灵帝“好胡床”[2]到《三国志》记载的曹操与马超作战时“犹坐胡床不起”，可知这种坐具在东汉后期已频频出现。随着胡风东渐，在中原逐渐得到运用。
这种使用高型家具的生活起居风气的传播开始时是自上而下的，并在胡汉杂居的西北地区率先为部分汉人(尤其是佛教徒)惯用。而到了隋、唐，胡风更甚，这仍和上层人物有关。例如北周周武帝的妻子就是鲜卑人。唐太宗的母亲姓窦，唐太宗的皇后姓长孙，而当时长孙和窦都是鲜卑人的姓，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还是唐朝名相。唐朝宰相中有23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鲜卑人。这样“坐胡床”、“穿胡服”、“习胡乐”之风气日渐流传开来，各种各样高型家具也相继出现。例如，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就以较多的家具图像验证了这一革新。虽然壁画中也有很多席、榻形象的描绘，但是以胡床为代表的一些高型家具已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占据了一定的比重，展示了汉民族在接受外来思想文化上的开放精神。胡床到了隋炀帝时代被改称为交床，这是因为杨广忌讳人们议论他的胡人血统[3]而颁布诏书将带胡的名称改名[4]的结果。交床的名称是从其结构特征出发的，即两足相交，便于折叠。今天可看到的最早的胡床形象即见于敦煌壁画。
宋代是中国家具转型的关键期，一些家具到了这个时期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两宋战事频繁，因而能折叠、重量轻、搬运方便的胡床被人们经常使用。然而，胡床作为临时性坐具固然优点较多，但其不能倚靠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为解决这一问题，宋人又进行了改进，并吸收了圈椅(或有些“靠背”)上半部的Ω形特征，增加了靠背和扶手，这样就可以倚靠、扶持而获得功能上的发展，这些变化可见诸当时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例如，苏轼《点绛唇·闲倚胡床》词云：“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秦观《纳凉》诗云：“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由此可见，此时一些胡床已非仅能折叠的凳子，更增加了“倚”的功能，这样一来，范成大《北窗偶书》诗云：“胡床憩午暑，帘影久徘徊。”正是可以用来倚靠，夏日午间靠着它即可休憩得不错。由于它在功能上已是椅子，故又称之为校椅或交椅。
宋代交椅的特征
作为折叠坐具，胡床与交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无靠背，后者有靠背，甚至有扶手。交椅也被称为折叠椅、交足椅，其腿做成交叉状，并在交叠部位安装枢轴铰链。座屉的横枨之间以绳编就，椅腿张开后，靠背向后倾斜而能保持平衡。这反映在现存的一些宋代绘画中，例如在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了大量北宋末期的市井家具形象，其中表现最多的是店铺内的桌子和条凳，但椅子只有七件，其中有三件是交椅，即进城第一家店铺店主坐的交椅，画卷左端结尾处的“赵太丞家”交椅以及其后面楼上的交椅(它只露出椅圈与靠背，根据形制分析，应为交椅)。
交椅最大的特点是体轻，腿部交叉，可折叠，便于携带，适合长途跋涉后的憩息之用，在宋代较为流行。但是它也存在缺陷，由于受力点在腿部的交叉轴心，即使通常对此处进行了加固，也不太结实。这一点不像其他的中国坐具，大多是四足落地，承重在四足上，可以“立木顶千斤”。交椅的功能很多，行军打仗，打猎出游，都可以使用，所以也有“行椅”、“猎椅”之称谓。当位高权重者参加以上活动时，需有人扛着交椅一路跟着，当他累了，就坐于其上歇着，别人是不能坐的。这种情景在辽佚名《狩猎图》、辽墓壁画《出行图》、南宋佚名《春游晚归图》、南宋肖照《中兴瑞应图》等画中均有反映。久而久之，交椅甚至成了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如常用词“第一把交椅”即源于此。明施耐庵《水浒传》中有近50处提到了交椅，除普通交椅之外，还有金交椅、银交椅、虎皮交椅、一字交椅、犀皮一字交椅等。当然，梁山泊“第一把交椅”由谁坐一直是英雄们关注的焦点，这反映了交椅地位的改变，有时其象征性远大于功能性。
宋代交椅的两种造型
按靠背造型，宋代交椅可分为直搭脑型与圆搭脑型两种。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出现的交椅直搭脑型交椅形象可见于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山西闻喜县下阳金墓壁画、山西岩山寺金代壁画、南宋肖照《中兴瑞应图》、南宋时大理国《张胜温画卷》、南宋佚名《历代名臣像·岳飞像》(南薰殿旧藏)等画中。按靠背的方向，直搭脑型交椅可分为横靠背型与竖靠背型，前者可见于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家”中的交椅，后者可见于南宋肖照《中兴瑞应图》。
北宋赵翁墓画像石中肩背交椅的男仆圆搭脑型交椅较为多见，它的搭脑与扶手连为一体而形成Ω形椅圈。其靠背多为竖向，形象可见于北宋赵翁墓画像石、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赵太丞家”后面楼上交椅)、宋佚名《三顾草庐图》、河南焦作宋冯汝楫墓《冯汝楫画像》、宋佚名《蕉阴击球图》、金佚名《二十四孝图》、江西乐平南宋墓壁画、南宋赵仲间《五王熙春图》以及四川广元南宋嘉泰四年墓石刻浮雕、四川泸县南宋墓石刻等作品中。Ω状圆形的搭脑与扶手也形成后来交椅的基本形制，等级相对高于没有扶手的直搭脑型交椅。
注释>>>
〔1〕胡是中国古代汉人对于汉人以外部族的称呼，胡人通常指北方及西方的游牧民族，主要包括匈奴、鲜卑、氐、羌、吐蕃、突厥等，带有一定程度的藐视含义。
〔2〕见于范晔《后汉书·五行志》，其中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乃至“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3〕隋文帝杨坚娶了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女儿，而独孤信是鲜卑贵族，所以隋炀帝的母亲是鲜卑族人，杨广身上有一半的胡人血统。
〔4〕例如，据唐人杜宝《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四年，即公元608年)九月，(炀帝)自幕(漠)北还至东都，改胡床为交床，胡瓜为白露黄瓜，改茄子为昆仑紫瓜。”此书主要记载隋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即位，到越王侗皇泰三年(621年)王世充降唐之间的历史事件。杜宝在其另一著作《拾遗录》也记载：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消费者李小姐来电投诉，称其今年1月18日在某家具商场定购了餐桌及书橱，并交付了定金100元。商家送货上门后，消费者发现有虫蛀的现象，木板还是歪的，于是拒绝收货，并要求被诉方退还100元定金，但遭到商家的拒绝。无奈，李小姐投诉至洛阳工商局12315指挥中心。
洛阳工商局12315工商人员接到投诉后，经过调解协商后，被诉方经营者现场将100元定金退还给投诉人。在此，洛阳工商局12315指挥中心提醒消费者，在定购家具时要选择证照齐全、口碑良好的品牌bob半岛平台官方 ，并选择正规、信誉高的经营者，切不可贪图便宜找游商小贩；定购家具时千万不要盲目，要仔细询问并认真审看好合同约定，并与商家沟通清楚后再下单，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到货时，认真检查所定购的家具有无瑕疵等质量问题，以便及时向商家反映；保留好相关票据，一旦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可拨打12315进行投诉或到辖区内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投诉。
（来源：大河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