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檀：帝王之木\濮安国：从“苏作”“苏式”发展历程谈当代红木家具如何创新

自古以来，紫檀是最受中国人崇尚的顶级家具材料。紫檀拥有沉着幽蕴的木色、飘渺浮动的木纹、温润如玉的质感、稳如泰山的“体重”、千百年积淀的成材年限，以及“十檀九空”的难能可贵，与中国人的审美情操相辅相成，这也让紫檀成为隋唐至清末家具材料的绝对主流。尽管明清宫廷对紫檀的大量需求几乎将这种珍贵材料用之殆尽，但现代有许多“紫檀”流通市面。除了一些品质相对普通的紫檀，还有大部分是“攀亲戚”的关系户，假借紫檀的名声能够卖出好价钱。

清·紫檀螭龙纹扶手椅成对

紫檀家具历史悠久

紫檀家具在古典家具收藏界及各国大博物馆的收藏名单中一直是排在第一位，这离不开木材的珍贵性和悠久的使用历史。

“紫”，是紫檀木上温如绸缎、润如璞玉的颜色，也是中国人传统最祥瑞的色彩。据记载，“紫檀”的名字最早出现在1500年的晋朝，“紫檀木，出扶南(指东南亚)，色紫，亦谓之紫檀。”崔豹《古今注》中如是说。到了隋唐时候，大量的黑檀、紫檀被用在家具和工艺品上。据史料记载，唐高祖李渊赞赏第十二女淮南大长公主李澄霞的琴艺，并赐她“紫檀槽金环昆琶”，可见紫檀在当时是一种相当名贵的木材。《全唐诗》张籍《宫词》写道：“黄金捍拨紫檀槽，弦索初张调更高。”孟浩然的《凉州词》也写道：“浑成紫檀今屑文，作得琵琶声入云”。早在唐朝，贵族、文人对紫檀珍贵性的认识已经十分普遍。

紫檀作为家具材料大规模的运用要到明朝，明朝时期海上交通发达，东南亚地区的红木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国。紫檀最先从安南(今越南)进口，用以制作各类家具。到了清朝，紫檀几乎为宫廷所垄断，这种珍贵稀有的木材用来营造皇家威严肃穆的气势最为恰当。清朝中期，由于紫檀木的紧缺，皇家不时从私商手中高价收购紫檀木。清宫造办处活计档中差不多每年都有收购紫檀木的记载。这时期，逐渐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不论哪一级官吏，只要见到紫檀木，决不放过，悉数买下，上交皇家或各地织造机构。历史上的紫檀家具尚存很少，只有故宫和全国各地博物馆及园林有所珍藏。我们在故宫看到的不少珍藏的清宫紫檀家具，在民间极为少见的，这让紫檀无愧于“帝王之木”的称号。

小叶紫檀最珍贵

不少红木爱好者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紫檀如此珍稀，为什么现在的红木卖场仍然有很多紫檀家具出售呢?

这与“紫檀”的定义有关，在周默著的《木鉴》中讲道：植物学家及木材学家的研究表明，紫檀木只有一种，即檀香紫檀(豆科紫檀属，拉丁名Ptero-carpussantalinusL.F.：俗称小叶紫檀、金星金丝紫檀、牛文紫檀等，印度产的小叶紫檀，又称为“鸡血紫檀”是目前认为的最高级的紫檀木)。不过，一些明清家具研究专家及收藏家认为至少有两种以上。而按照植物学的分类，“紫檀”是豆科的一属，约有十五种，多产于热带、亚热带原始森林。我国广东、广西也产紫檀，但数量不多。因此，同样为紫檀属的“紫檀木”，在品相上常常有相当大的区别。另外，豆科黄檀属的木材也会被用来“混淆视听”，最著名的就是有“大叶紫檀”之称的“卢氏黑黄檀”，并非真正的紫檀木。

紫檀木硬度为木材之首但生长速度缓慢，5年才一年轮，要800年以上才能成材，十檀九空，最大的紫檀木直径仅为20cm左右，十分珍贵。鉴别紫檀木首先要看其木纹，小叶紫檀比重大、油性强，花纹极少或接近于没有纹理与花纹;金星金丝紫檀肉眼可见金星金丝，油质感很强;牛毛纹紫檀的导管线弯曲像是蟹爬痕迹，长期存放导管线呈灰白色，形似卷曲的牛毛纹等。其次看颜色，一般有腥红(稍差)、深紫(常见名贵品)、紫黑(上上品)、紫黄(一般为人工种)。

●紫檀鉴别口诀

新橘红，久黑紫;

酒精泡之烟雾滚;

入水即沉显分量;

以上六点全具备;

棉球擦之变橘红;

沸水浸之荧光显;

当笔写字胜蜡笔;

不是紫檀是何物?

苏作家具简称“苏作”，苏式家具简称“苏式”。“苏作”或“苏式”，都是指明清以来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生产的硬木家具。一般前者常偏重于讲家具的制作工艺、结构、品种和类别，后者则偏重于讲家具的造型、款式、装饰，艺术、风格、文化、品质。手工艺时代，家具制造采用的工艺和技法，往往会直接影响家具的艺术风格；家具的文化与品质也往往会产生特定的制造工艺和表现手法。这是社会物质生产在文化领域中呈现的规律。由此，“苏作”与“苏式”，好比一个硬币的两面，有着相互依存的不可分离性。其概念的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和区别。

渊源及由来

“苏作”渊源于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木作，随着宋代建筑装修的发达，小木作工艺开始取得迅速提高。特别自明代起始，苏州地区大批园林的兴建，以及文人学士的倡导，家具日益广泛地采用优质硬木为用材，不仅提高了江南地区古代家具制造的木作工艺水平，而且形成了以“苏式家具”为代表的硬木家具制造体系，从而以其独特的家具造型形体、风格特征，竖立于世界家具之林。

这类家具，旧时人称其谓“细木家伙”或“细器”，是今人所称“明式家具”、“苏式家具”或“苏作（苏做）家具”的渊源及由来。

今天，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登上中国家具历史高峰的“明式家具”，首先是以大木构架为基础，通过独特的架式形体，来展示家具的形式特征；并运用优秀的传统木工工艺，制作各类合理规范、极具造型意义的家具部件，来满足其实用功能和实体形象的要求；同时，在整体的建构中，创造性地采用各种相应的卯榫结构，每一件家具上，少则几种，多则十几种的卯榫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组合，无疑成了木工工艺美妙无比的诗篇与和谐动听的乐章。

如苏作家具用料上要求“木不离分”，构件尺寸的大小、比例，都必须不差一分一毫；赋予装饰意义的“兜料”、“包镶”工艺，更是精准巧妙，独运匠心。故旧时在行业中传说的“调五门”、“抽屉风”等生动故事，都是对民间工匠技能高超卓绝的赞美。从某种意义上说，由“苏作”开启的明式、苏式家具，是世界家具史上独具一格的“木作家具”的典范，它们以无比的艺术性，获得了永久的美学价值，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赏。

发展与创新

到清代雍正、乾隆时期，以花梨木、酸枝木为主要用材的硬木家具生产，在全国已日益兴隆，出现了风起云涌的景象。由于各地区域历史条件、社会形态、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人文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和不同，家具生产呈现出不同面貌。

如地处我国南海之滨的广东地区，采用优质硬木为原料生产硬木家具的时间并不太晚，但由于缺乏江南的地区条件和木作基础，家具制造一度未形成自己的特点。直到清乾隆时期，广州地区的家具生产凭借对外贸易发展的木材原料优势，才出现了一派蒸蒸日上的气象。广式家具称得上是中西文化的合璧。由此，这一风格很快影响到全国。

同时，大致与广式家具盛行的年代相当，北京地区生产的家具，为了满足最高封建统治阶层生活和活动需要，常集全国之精华。宫廷内外使用的家具，从皇室到官宅，除选用高级的漆饰家具以外，高级硬木家具的使用，为他们增添了新的意趣。但统治阶层崇尚漆艺家具，故硬木家具也喜用雕刻、镶嵌、彩绘、戗金等进行极度装饰，使各类家具无不富丽堂皇，庄重繁复，显得格外富贵华美，由此形成了“京式家具”。

当然，苏式家具的发展也很快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乾隆以后，广式、京式风格对传统苏式家具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使苏式家具表现出了许多新的因素，产生了不少新的工艺，并创新出了一批新的品种和款式。例如扶手椅中的直背椅、云钩扶手椅，五花八门的琴桌，以及圆形类的凳子和桌子等等，都大大地突破了“明式”的一贯做法和形制。通过家具结构的变化，又进一步促进了传统细木工艺水平的提高。

在装饰上，不仅摆脱了原先墨守成规的装饰手法，还运用各种多样的装饰材料，加强形体的视觉效果，增强艺术感染力。但人们不难看到，苏式家具几百年来的传统木作工艺几乎没有改变，直至今天，仍是我国红木家具制造生产的主要工艺和手段。

显而易见，“苏式”、“广式”、“京式”三大家具流派，就此成为清代家具的特色，并统称为“清式家具”。从此，中国历史上明代中晚时期形成的“明式”家具已很少生产。其实，今天人们所说的“苏式家具”，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清代时期的“苏式”或“苏作”家具。

困惑和反思

清式家具在全国盛行期间，产品多重雕琢，轻木作；重装饰，轻至质；重繁复，轻清新之风。着实对明式、苏式家具崇尚的文化属性和艺术属性，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挑战。我们根据留传下来的家具实物和资料，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家具已从历史的高峰，整体性的走向一种衰势，许多以广式家具和京式家具为时尚的产品，严重地缺失了“明式”传统的优质基因，业已缺乏继续生发的活力和新机。

由此，也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困惑和反思，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文化历史发展中出现的这种现象，不因其所谓“新”而一概当成是先进的时代文化和发展，甚至视其为民族文化的精萃而加以提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度出现过雕刻有云龙飞凤、山峦叠嶂、飞禽走兽的整套红木家具，甚至将桌椅雕满“百子”、“百美”图之类的产品，土豪们如获珍宝，竟认为它们才是代表中国优秀文化的、所谓真正的“艺术家具”。这种低俗的鉴赏水平和平庸的审美趣味，一时造成了红木家具拙劣产品的肆虐和泛滥，造成了人力、物力和珍贵木材资源极大的浪费。

脱变和扭曲

明式家具和苏式家具，雕刻只是装饰的点缀。木作与雕作（雕刻），分属不同性质的两个工艺门类，前者是木作的工艺和制造，是硬木家具对用材加工所运用的造型手段和表现形式，遵循的是遵循木材本性进行“制器”的技艺与科学；采用的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独特的、以线为造型语言的物质创造。而后者则是一种艺术手法，是人们主观世界的精神意志，或木、或石、或金属等等，都可通过各种材料去体现一种独立的艺术形态、思想和情意。因此，当家具追求雕刻艺术去企求进行“造器”时，往往造成了对木作架式形体的异化，从不同程度上改变木作的构造和形体；或者家具装饰过度，繁褥累赘，华而不实，功能出现本末倒置，使我国传统木作家具在文化属性的意义上，发生脱变和扭曲，更是完全背离了它的实用功能和使用价值。

历史的事实也已证实，是“清式”家具的广泛流行，直接导致了我国“明式”家具在发展中的不进则退，在社会生活中的日趋消亡；直接导致了我国传统家具文化和物化精神的衰微。

总之，是极度提倡清代家具的所谓华贵，才失去了传统木作家具文化中蕴涵的“出水芙蓉”般的典雅，“白玉无瑕”般的纯真，以及“天下莫能争之美”的质朴品质。

成长和振兴

面临当前我国红木家具的现状和未来，我们认为，只有坚持倡导“明式”木作文化的振兴，赖以精美绝伦的传统木作技艺，才能再起中国红木家具新时代的灿烂和辉煌。这倒不是只要打起“新明式”、“新苏作”、“新古典主义”之类的旗号，就能如愿以偿的。更不是去追随目前种种自圆其说的“新中式”，就是红木家具在新时代的“创新”。

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当今世界的现代家具，西方工业革命造就的“简约式”家具，它们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国家和区域出现的特定文化现象。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体现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其中，许许多多是借鉴了中国明式家具“艺术性、手工、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造型及多样变化的款式”而“中为洋用”的“新”，这一成果的效应是显而易见。

可是，有人竟然认为，它们才是现代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和现代家具的潮流和引领者。我们则感到，这似乎成了舍本逐末，无论是精神方面还是物质方面，“明式”家具的文化精华，才是文明宝库中永恒的财富。明清以来所出现的种种家具文化现象，有时代的差异，也有区域、民族的差别，这种差异和差别，只要我们民族文化魂归故里，那么，或迟或早，新时代的红木家具，仍将茁壮成长。

几百年来，家喻户晓的传统红木家具，在此起彼伏的时代浪潮中，需要坚持文化自信，有了这种自信，才会沿着中国家具发展的正确方向，迎来新的局面，展现出多姿多彩的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