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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髹漆家具简介，兼起居文化的形成

:宋、元时期(上)

文、图/郑克峰

核心提示：

1、中国在宋元时期约前300年的家具发展，实则是在南北分隔且少有交流情况下的各自独立发展。这个南北各自独立的家具发展，随着蒙元实现对中国的全面统治，才又融汇贯通在了一起。

2、中国的竹木雕刻工艺，在战国时代就是主要始于南方地区，经过盛唐时期的发展最后发达于宋代。

本文(分上下两期)集中讨论中国漆器家具及起居文化在宋(公元960~1279年)、元(公元1279~1368年)约400年跨度内轰轰烈烈的发展。这个发展，我们认为，特别是在宋、元前后接力的公元13世纪，中国传统家具历经了最后的锻造，而中国现代文明的起居方式亦在这个时候相应得以最后成型，也因此才会有在明清两代迎来家具家居的巨大发展。

比较麻烦的是中国本身特别缺乏有关社会生活方面的史料记载，档案工作亦远非日本、欧洲那样精密，1949年解放以后的中国，由于来自西方列强在安全上的威胁而采取了不同的意识形态，更将传统文化与历史形态的保护放在了一个次一级的战略考量，特别是近30年社会生活与经济发展的持续动荡，已使中国各地区尚存的那些原始文化生态尽皆遭受破坏，而且那些本来就存世无几的宋元髹漆家具亦皆被移挪掠劫。因此当今研究人员已几无可能前往全国各处进行实地考察，采集实物样本信息，于是以下作者的叙述充斥了片面知识与推测武断，不足不敬之处请以原谅。

本篇为上篇，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宋、元时期家具发展背景，中原以南区域在宋元两朝漆器及家具家居特点、技法、出土文物等介绍。

宋、元时期家具发展背景

中国在唐的初期及以前，中央政府受命于天，是统治世界的唯一权力合法拥有者。为了避免战乱、维护稳定，政府以一个聪明模糊的外延边界，用一种复杂的君子契约与协定，将落后边疆地区的番人部落，带进了中国大统一的政治轨道，并竭力维护其中的稳定与持续。这对中央政府与地方长官来说，某种程度上实是双方既得利益上的和谐共赢。

等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到了晚唐，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权力集团，其赖之以存的生态环境实已开始发生变化。其周边要塞区域内环伺的是一些已然从半游牧落后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强大部落联盟。这些部落联盟，先后以契丹人的辽，党项人的西夏，女真人的金，蒙古人的元为代表，各自拥有一批知人善任的精英阶层，无一不以汉文字或藉由汉文字创造的其自己的书写体系来作为书面用语，一旦中央政府的运转出现问题，或中央政府因权力坍塌不复存在，则边境部落的领导权力无法完好无损，又由于缘自中央束缚力的解除而更具扩张性，并因势结成包括部分北方汉人在内的由多种族人群加入的部落联盟。因此，中国多次被兴起于北部边疆的地方政权分割成南北对峙，直至被新的力量重新统一。这种对峙的情况在隋代有过发生并在宋元再次重演。

不仅如此，特别是晚唐，约9世纪后半叶，更在长江三角及东南沿海地区，产生了总称为“十国”的汉人地方军阀割据。由汉人利益集团之间控制的“地区性国家”的权力割据，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部分，她不仅造成了南方各地区巨大的文化差异，更由于北方边境部落联盟的压力而导致中国北部的经济重创，人员因战乱大量迁徙南下，在客观上又强化了南北多元素文化的相互冲击交流，并加快了南方农耕与内外贸商业文明进程。于是，历史学家总是在说，晚唐十国的重要意义超出了政治统一的内容。宋代中国的许多特征，例如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南中国沿海的大量海外贸易和新文人阶层在东南的聚集，都应追溯到晚唐十国在宋建立之前所实现的约半个世纪的统治。在中原以南之宋朝的建立，应该是缘自赵匡胤过人的智慧，他以点带面地纠集平定了晚唐十国军阀的割据力量。于是，中国西北部就此丧失了其之前一直作为全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而宋代中央统治集团亦因前述边境部落联盟的持久威胁，失去了对广大且至关重要的北部地区的有效控制。

因此我们几乎可以判断，中国在宋元时期约前300年的家具发展，实则是在南北分隔且少有交流情况下的各自独立发展。这个南北各自独立的家具发展，随着蒙元实现对中国的全面统治，才又融汇贯通在了一起，而宋元时期内战前沿的黄河以及淮河流域特别是河南的开封、洛阳、三门峡地区，应该就是当时架接南北家具家居发展，汇集文化信息交流的中心缓冲地带，因此这个区域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家具应该得到足够重视与介绍。

中原以南区域在宋元两朝漆器及家具家居特点

(一)专业集约。由于中国南方商品经济蓬勃的发展，漆器工艺进一步专业集约，产生了各种专业性的漆行店铺。北宋时期的开封、南宋时期的嘉兴、杭州是当时最为著名的漆器产地。

(二)雕漆分层纵深处理。雕漆工艺始于大唐却成熟于宋元。宋人雕红漆，刀法圆熟，藏锋不露，多以金银为胎，山水、楼阁、人物、鸟兽的雕刻依远近的层次往纵深处理。及至元代，浙江嘉兴人才辈出，特别是张成、杨茂、张敏德等漆器巨匠，剔红巨负盛名，精品流传至今。

宋元时代现存于地上的传世经典雕漆实物，主要有剔红、剔黑和剔犀，分存中国、日本及西方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如欲一睹实物，殊属不易。而相应的考古挖掘主要是在江苏、福建、四川等地的北宋或南宋墓葬，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剔犀，有镜箱、圆盒、方盒(图1)、碗、六角形奁、扇子、执镜盒、菱花形奁，不一而足。在上海元代任氏墓葬发掘，有剔红东篱採菊图圆盒，法库叶茂台七号墓出土的漆木双陆(图2)等。

(三)戗金与描金。统称为金漆，即用金粉装饰漆器的工艺。戗金工艺创建于西汉，但在宋元始入最佳状态。在漆器的表面，采用细钩纤皱的技法刀刻划丝，物象景致金光灿烂，甚或在戗金勾勒之间，密钻细斑之后再填以朱漆。根据《格古要论》，元代嘉兴彭君宝的戗金艺术负有盛誉，“戗山水人物亭观花卉鸟兽，种种臻妙”。戗金文物的考古发掘成果主要有：1978年江苏武进南宋墓葬出土4件，1991年江阴夏港宋墓又出1件。图3为1977年江苏武进林前南宋墓出土到的园林仕女图戗金莲瓣形朱漆奁。

而描金又称泥金，指的是用金粉在漆器上的绘画。浙江瑞安慧光寺塔出土的北宋早期描金舍利函，描金经函，广东江南墓出土的描金漆盒是其代表作品。另有出土描金朱漆人像(图4)与描金堆漆舍利函(图5)。舍利函为方形，盝顶，通体描金堆漆饰菊花纹和神兽等，嵌小珍珠。舍利函中部四面用金笔绘出白描人物画各一幅。其中有舍利瓶居中，神将侍卫，飞天环绕的画面一幅；在此画的左右两侧为对称布局的梵天、帝释、侍女等礼佛的场面两幅；另外还有神半侍立，乐器环列，云水飘荡的礼乐图一幅。四图虽各自独立成幅，但内容连接，鲜明地表达出梵天，帝释礼佛的主题，使画面与舍利函的实际用途紧密地结合起来。舍利函底部有金书十二行，具盝施主名位，结尾署“大宋庆历二年壬午岁十二月题记”字样。

(四)螺钿。宋代的螺钿漆器特别是薄螺钿新工艺非常发达，这在当时的文献与绘画中均有记载表现，但考古发掘与地上传世的薄螺钿实物及其罕见，仅只1966年在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1件嵌螺钿漆盘残片(图6)。以黄迪杞、戴光品所编《中国漆器精华》(福建美术出版社，2003年)的叙述，“该盘的螺钿图案为掩映在祥云茂树和繁花丛中的三座亭台楼阁，宫殿的细部如翘角飞檐宽敞回廊团花形窗户，清晰可见。该图用夜光螺精制成薄如蝉翼，长宽仅毫米的螺片，在黑漆盘上点粘而成。”

根据中国在中古时代艺术品工艺品之就地取材当地生产的法则，我们不难推断这件原产于中国江南的精美漆器，不应是一件通过进口贸易从南方得到的商品，而很大程度上应是蒙元军队在南方所掠获的一件艺术品被携至北方，最后作为拥有者的心爱之物在北京元大都予以随葬。无独有偶，在甘肃漳县也出土有元代早期剔红龙纹图长方案(图7)，作者未见照片或实物，但根据年代的判断，约应也是原产自江南的艺术珍品，这是因为，以张成之子张德刚为代表人物的漆器名匠轮番入京，御聘于皇家官办的作坊，约应是明初永乐年间才发生的事情。

(五)竹木雕刻，特别是浙江东阳与广东潮州两地的木雕工艺。两宋时期，一些突出特色的木雕形式在中国南方地区相继涌现。最为著名的其一是东阳木雕，即以黄杨或其它硬木为主要材料，采用中国画的构图方式，以平视的人物及鸟瞰的环境，将不同时间与空间景物融入同一雕刻画面。其二则是潮州木雕，以在作品的表面髹漆贴金出名，亦称金漆木雕。雕刻选材有柏木楠木樟木等当地的材料，多种不限，纹饰内容采用连续构图，以树木山石作为分界，应用范围很广，有建筑中的门窗梁柱以及斗拱，还有家具上的雕刻、佛龛造像、文房用具、陈设小品等。技法有透雕与浮雕以及圆雕，在同一件作品里面可以看到各种技法的单独使用或一并采用。

总之，中国的竹木雕刻工艺，在战国时代就是主要始于南方地区，经过盛唐时期的发展最后发达于宋代，这个精湛的工艺流传，最后几乎覆盖了中国南方的各个区域，并惠及明清以至当代。

(六)元代金银器的求新变化。金银制造业在元代盛极一时，应是缘由中国北方金银器制作的巨大影响传播到了南方，主要是除传统的登州、莱州产金区外以又激活了江浙、湖广与云南各省的产金能力，黄金产量同比几乎高出两宋的一倍。金银器的制作分为官作以及民作，朝野上下金银器的使用相当靡费。

元末吴王张士诚之母曹氏墓，在当代出土有一件银质折合式镜架(图8)，融合了多种金属工艺，整体与细节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精密细致而庄重典雅，堪称举世瞩目的艺术珍品，是为元代最具代表意义的家具陈设重器。

此种型制的半岛官方赞助的多特蒙德 ，在明清两代的木制家具中并不少见，是曰明清家具乃传承宋元旧制的有力证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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